1944年，一地下党入狱后被汉奸认出，只好求狱友将他勒死，没想到，将死之时，他却踢倒了尿罐，把特务给惊动了。
丰润监狱那个夜里，最吓人的不是皮鞭，也不是审讯桌，对他来说，接下来最可怕的事，不是受伤，不是坐牢，而是万一哪句话守不住，后面会牵出一串人。
1937年11月马耀武入党，1938年到延安学习，后来又转入侦查保卫系统，接受过系统训练。

到1942年10月，他被派到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负责工作，和电台、交通线、潜伏关系打交道，手里掌握的情况，本来就比一般干部更敏感。一刻才明白自己有多要紧。
早在冀东开展工作时，他就已经把事情做得很细。公开资料提到，他发现大队人马护着电台目标太大，干脆反着来，把电台藏进伪乡长家的夹壁墙里，只在晚上收发报，警卫也扮成长工。也正因为这样，冀东到东北一线的情报网，才慢慢铺开。在1944年10月16日。
那天日军从唐山、丰润、昌黎等地向北合围，杨家铺一带爆发激战。公开党史资料记载，这一仗损失极重，最终只有120余人突围，牺牲430余人。
任远在突围中双臂中弹，昏迷后落入敌手。对于一个长期做隐蔽工作的干部来说，被俘本身就已经是险到不能再险。
当时他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喊痛，也不是求医，而是想办法把随身那份绝密材料处理掉。他上衣口袋里有个小本，上面记着联络暗号、代号、接头地点和方法。
这东西要是让敌人拿到，后果很难收拾。任远伤得厉害，连扣子都解不开，只能轻声叫醒身边老乡帮忙，然后把纸一页页撕下，慢慢嚼烂，再咽下去。
叛徒出卖后，敌人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任远在回忆里写得很明白：他被俘已经四天，知道自己必须赶在下一轮审讯前作出选择。
因为军区重要内线和上层关系，多由他直接掌握，他怕的不是自己撑不住面子，而是怕组织因此受损，怕战友被牵连。很多人记住的话，就在牢房里说出来了。
他把交通员李永叫到身边，低声交代，敌人已查明自己的身份与任务，自己又身负重伤，凶多吉少，“为了保护组织”，必须一死，要李永立刻动手。李永听完先哭了，劝他再等等。任远没有松口，还是坚持让对方执行。
李永把绳子勒紧后，他本能挣扎，外面的巡逻哨兵已经察觉到动静，李永又实在下不了死手，最后绳扣一松，他才慢慢醒过来。
第二天起，敌人警觉起来，任远再想靠简单方式结束自己，已经不现实了。人到了这个地步，通常只剩两种走向：要么真被压垮，要么脑子一下转过弯。
任远属于后者。他后来没有把自己困死在“求死”这一条路上，而是迅速换了打法：既然死不成，那就设法让敌人相信自己能开口，再把他们往岔路上带。
任远被俘后曾给敌人提供过“部分口供”，但这些内容并不是把真实地下网一股脑交出去，而是有意掺杂、以假乱真。
他甚至特意“供出”伪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说对方暗中和中共有联系，希望借日军之手把这个汉奸除掉。后来张爱仁的确被日军扣押并送往东北劳改。
任远在最初那几天，的确做好了用死守口的准备；当发现死路也走不通时，他又马上改用周旋、误导、设局的办法继续保护组织。表面像退，实则还是在打。党组织通过单线地下关系把任远营救出狱，他重新回到冀东根据地。
该毁掉的情报，立刻毁；该拿命去堵的口子，马上堵；发现局面变了，又能立刻换招。这种冷静，才是隐蔽战线上最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