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滕代远查出卫生局副局长自制吗啡并贪污4亿元，最终采取了怎样的处理方式？
1951年深冬的一个黄昏，北京铁路总医院灯火通明，手术室里医生们正为一名伤员寻找麻醉药。许多人不知道，仅仅几个月后，这间医院的药房和一位叫蔓焰的副局长，将被置于风口浪尖。
半年以后，即1952年春节刚过，一封措辞激烈的举报信被送进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封信指控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私制吗啡，并侵吞公款四亿旧人民币。那是“三反”运动最紧张的节点，全国上下都在清查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信件送到中节委的当天，相关部门就下了逮捕令。许多干部心里明白，和“刘青山、张子善”挪用救命钱的恶例相比，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随即接到通知。熟悉他的人都清楚，滕代远脾气直，遇事爱求个水落石出。这次却有人劝他低调：运动的火正旺，千万别给自己惹麻烦。可滕代远不信蔓焰会贪。解放战争年代，两人同在铁路纵队打拼，生死与共。蔓焰医术好，人却寡言，常背药箱跟在前线。滕代远记得，那人看见伤员疼得浑身颤抖时，恨不得把药都掏出来用，“这样的人会去贪污？难。”他对副部长吕正操直言。

中节委的专案组火速进驻。蔓焰被叫到小会议室。屋里灯光刺眼，审查员连珠炮似的追问：钱从哪来？吗啡谁指使制造？蔓焰回答简短：“工友动手，给职工手术用。”短短一句，却概念模糊。有人认为是狡辩，有人觉得话中有冤。滕代远赶到现场，见蔓焰神情憔悴，问：“到底有没有一分钱塞进你自己口袋？”蔓焰摇头，声音低得只够两人听见：“对党起誓，没有。”
外界气氛却在升温。二月初，政务院大礼堂里召开的公审大会，十几名大案要犯被宣判死刑或无期。会后不久，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在一份简报上批道：“同意逮捕蔓焰。”条子通过机要袋送到专案组。铁道部几位局长震动，一时风声鹤唳。

有意思的是，越是关键关头，滕代远越显得冷静。他把蔓焰召回，再度盘问细节。从药材采购到车间提纯，再到分发科室的台账，一条一条问。原来，1949—1951年，全国吗啡配给极紧，铁路沿线外科抢救频频告急。河北热河省卫生处找上门，想借制剂技术。蔓焰批复后派药剂师王世栋带设备北上，用铁路空闲库房现做现用。至于所谓四亿元“贪污款”，其实是当地先行拨付的周转经费，列在热河财政账目，并未打到个人账户。
这样一来，问题焦点转向了程序是否合法。按当时规定，麻醉药属管制品，任何离开官方渠道的制备流程都算“私制”。但若严格等报批，许多手术就只能干瞪眼。铁道系统惯常的“边请示边救急”做法，此前从未被追究。如今运动来势汹汹，一纸旧规俨然成了定罪利器。

滕代远在党组会上提出：“若干部因救命而落罪，今后谁还敢担当？”会议室里一阵沉默。吕正操补充：“人是我们用的，不能眼看着被错抓。”可按照流程，阻止逮捕需有人出面担保。滕代远提笔写下八个字：“如查贪污，责任在我。”这张保条随后送进中南海。相关负责人提醒他：“这可是政治责任。”滕代远没多话，把保条交上便转身离开。
三月，蔓焰仍被带走，但罪名由“巨额贪污”改为“违反药品管理规定”。调查人员和铁道部共同组成复核小组，调阅了热河财政往来凭据、药剂消耗台账，还请专家复测剩余药品含量。结果显示：资金去向分毫不差，现场留存吗啡仅作示范用，且全部登记在册。八个月后，中央正式下文：蔓焰问题属因公违规，撤销处分，保留党籍，并调往卫生部药政司工作。
被释放那天，蔓焰拎着旧皮箱走出看守所，见到前来迎接的滕代远，只说了一句：“部里没有忘了我。”滕代远拍了拍他的肩：“关键时候，要有人说句公道话。”随后转身上车，未再提及此案。

这桩风波在当年的数千起案件中或许算不上最大，却在干部中引发长久讨论。一方面，运动手段让不少人认识到纪律的锋芒；另一方面，它也提醒干部，急需用制度明确“救急”与“越线”的边界。铁道部在总结会上专门提出必须尽快完善医疗物资审批，不能再让干部陷于灰色地带。
滕代远在此后的多年里依旧坚持查实情、讲分寸的作风。有人回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制度欠账，不能算到个人头上。”蔓焰事件给新生政权的肃贪运动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注脚——激情与法度并行，才能让正气长存而不至误伤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