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江主席批示：可敬可佩。1992年7月11日清晨6点55分，一位90岁的老人在北京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她叫邓颖超，她走的时候没有抢救，没有挣扎，身上没有插满管子——一切都如她所愿。
邓颖超人生最后这段路，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传奇”两个字，而是她把自己的意思说得太清楚了。1992年7月11日清晨6时55分，她在北京安静停止呼吸。
早在1978年7月1日，她就开始写给党中央的信，安排自己去世后的处理办法；1982年6月17日，她又认真重抄并补充内容。她不是一时情绪上头，而是想了很多年，改了很多次，越到后来，态度越明确。
这件事里最容易被写模糊的，是“安乐死”三个字。1988年1月，邓颖超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关于安乐死的讨论，随后写信表达支持。
她在信里的意思很直白：如果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就不要再靠人工和药物硬拖着。那封信落款时间，是1988年1月22日。
这个时间不能写成1989年，也不能笼统说成“80年代末”，一错味道就全变了。真正把这层意思正式往组织上报，是1989年10月16日。
那天，她让赵炜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转达意见，希望在生命快要结束时，不要再用药物抢救。李鹏随后把情况报告给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
到了生命最后阶段，她病危时间并不长，赵炜回忆她是“自然睡过去”的。她的想法从来不是只管病床前那几分钟，而是一整套安排。
公开发表的遗嘱里，她要求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她和周总理住过的房子交公使用，不要搞故居和纪念；对周恩来亲属，也不要因为私人感情搞特殊照顾。
遗嘱在她逝世后的1992年7月12日见报公布。她后来还留下过一份更细的交代。
里面第一条就写得很重：如果自己患病无救，千万不要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痛，也减轻相关组织、医护人员和身边同志的负担。后面还写到，没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图书、文件、照片、衣物分别交给有关单位或相关人员处理。
她不是单纯怕疼，也不是消极厌世，而是特别在意三件事：别浪费公共资源，别给组织和身边人添负担，别把自己的身后事办成排场。这种心态，从她支持不做过度抢救，到反对大办丧事，再到要求房屋交公、骨灰撒掉，是一条线，不是几件彼此无关的小事。
这个判断，和她遗嘱、书信、秘书回忆放在一起，是能够成立的。她去世后，后事也大体按遗愿办理。
公开报道提到，邓颖超与周恩来共用一个骨灰盒，之后骨灰被送往天津，撒入海河入海口一带。她生前反复强调不要留下过多身后负担，最后的处理方式，基本也延续了这个思路。
走得安静，办得简朴，这种收尾方式，和她前面几十年留下的作风，是对得上的。所以，这件事之所以一再被人提起，不只是因为“安乐死”这个词听起来扎眼，而是因为邓颖超把“怎么活”“怎么走”“走后怎么办”放在同一把尺子上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