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瑞铮，女，1932年出生，1951年7月，19岁的郭瑞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学习期间，向校党组织递交了参战申请书。11月被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医疗救护队，开展战地救护。在朝鲜整整待了1年零1个月，1952年12月，郭瑞铮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毕业后分配至部队，第二次入朝，1953年才回到中国。

19岁，一个还在为期末考试发愁的年纪，郭瑞铮已经在朝鲜战场上扛起药箱了。

“朝鲜战场需要人手，谁愿意去？”老师这话一出，她第一个站出来——“我是党员，我去！”就这么一句话，她跟40多个同学，背着小布包、塞了点止血带和干粮，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会儿是1951年11月，朝鲜的冬天有多冷不用多说，可她们心里那股火，烧得比什么都旺。

郭瑞铮被分到的不是别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熟悉军史的人听到这个番号，心里就有数了。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穿插三所里，14小时强行军72.5公里，死死堵住敌军退路。彭德怀在嘉奖令上亲笔写下“三十八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名号响彻全军。一个19岁的女娃，被分到了这样的部队，去做的还是最苦最累的战地救护——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不敢说自己能扛下来。

可她真扛下来了。

医疗救护队设在离前线不远的山洞里，她们一次次冲出去，把受伤的战士抬回来、背回来、拖回来。有一次，一个战士完全昏迷，140来斤的大个子，郭瑞铮才80多斤，背着他一点一点往山洞挪。敌机来了，“嗡嗡”地从头顶压过来，她第一反应不是躲，是趴在战士身上护住他。

那战士醒了，一把把她推下去。子弹打过来了，还是打在战士身上。她连背带拖把人弄进山洞止血，可人没救回来。两个人素不相识，就那几分钟，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人没救回来。这样的经历，她在朝鲜经历过多少次？她自己都数不清。

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伤员一批批往下抬，血浆根本不够用。战地医疗站什么条件？没有血库，连验血设备都没有。郭瑞铮第一个撸起袖子：“我是党员，我是O型血，抽我的。”战友们看着她那瘦胳膊，针都下不去手。最多一天献了三次血，每次300到500毫升，抽完人心慌、出虚汗，直接短时昏迷。醒过来怎么办？“还有很多战友为祖国捐躯呢，我这算什么。”又冲上去了。

这事儿想想就让人鼻子发酸。一个19岁的姑娘，在零下几十度的山洞里，吃一口炒面抓一把雪当水喝，几个月洗不了澡洗不了头，头发打结成块，身上全是虱子。实在受不了了，她和几个女兵到洞口借着光亮捉虱子。结果敌机来了。四个人卧倒，敌机走后站起来，战友黄大菊没起来，胸口中弹，血流不止，就那么走了。“她是我的同窗好友，在学校就住在我上铺。”郭瑞铮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埋完战友，擦干眼泪，继续救人。

她在朝鲜待了一年零一个月。1952年12月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毕业了又分到部队，第二次入朝，1953年才彻底回国。战争结束后她回到家，敲着门窗喊：“妈，我是瑞铮，我回来了。”家里人早以为她死在战场上了。她自己也没想到能活着回来。她说，“说实在的，我就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

这话听着心酸，但也是实话。那场战争中，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牺牲在异国他乡。她活着回来了，可她上铺的姐妹没回来，她拼命输血的那个战士没回来，她背上那个140斤的兄弟也没回来。

如今91岁高龄的郭瑞铮说：“我活一天，在战场上就要拼一天。”她又说，“只要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传承下去，我心里也满足了。”

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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