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年羹尧被赐死没过多久，他的幕僚汪景祺就被雍正下令斩首，首级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一挂就是十年。

年羹尧作为雍正曾经倚重的重臣，倒台后也只是被赐自戕，而汪景祺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文人幕僚，为何会被雍正恨之入骨，遭受如此残酷的惩罚？他到底做了什么，才引发了雍正的滔天怒火？

汪景祺，浙江钱塘人，出身官宦之家，父亲曾任户部侍郎，哥哥在礼部任职，他自身也考取了举人，具备不俗的才学。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始终没能跻身仕途，直到53岁，依旧是个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

眼见自己的仕途无望，汪景祺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年羹尧身上。彼时年羹尧刚刚平定西北叛乱，深得雍正信任，手握重兵，权势滔天，于是汪景祺不远千里赶赴西安，投身年羹尧幕府，成为其麾下的一名幕僚，希望能借着年羹尧的势力，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为了赢得年羹尧的赏识，汪景祺可谓费尽心思，把阿谀奉承发挥到了极致。在跟随年羹尧西征期间，他撰写了一部《西征随笔》，亲手献给年羹尧，书中满是对年羹尧的吹捧之词，言辞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他盛赞年羹尧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伟人”，其战功远超历代名将，甚至称其功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此之外，他还写下多首诗作，专门歌颂年羹尧的赫赫战功，姿态极尽卑微，只为能得到年羹尧的青睐，谋得一官半职，改变自己落魄的命运。

可汪景祺终究是“押错了宝”，他极力攀附的年羹尧，很快就因为骄横跋扈，彻底惹怒了雍正。年羹尧凭借自己的战功，日渐变得目中无人，不仅在朝堂之上摆起了大将军的架子，对雍正的旨意也多有怠慢，甚至在私下里对雍正不敬，毫无臣子之礼。

雍正本就生性多疑，刚刚经历“九子夺嫡”登上皇位，急需巩固自己的皇权，年羹尧的骄横，无疑是在挑战他的权威。

最终，雍正忍无可忍，下令将年羹尧罢官查办，列出92款大罪，赐其自戕，年羹尧的势力瞬间分崩离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算随即展开。

年羹尧倒台后，雍正下令彻查其党羽，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府邸时，官兵们在屋后的废货堆中，意外发现了汪景祺所写的《西征随笔》。

当这本书被送到雍正手中时，雍正的怒火被点燃。书中除了对年羹尧的离谱吹捧，还有多处触碰皇权禁忌的内容，其中最致命的，便是一句“皇帝挥毫不值钱”的诗句。

雍正认定，这句诗是在讥讽自己的父亲康熙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尽管有史料记载，这句诗并非汪景祺原创，而是他记录他人所作，但雍正根本不予采信，执意要将这笔账算在汪景祺头上。

更让雍正震怒的，是书中的《功臣不可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汪景祺引经据典，分析了历代君主诛杀功臣的原因，认为君主对功臣往往会从“疑心”产生“畏心”，再由“畏心”生出“怒心”“厌心”，最终将功臣赶尽杀绝，还暗指雍正会对年羹尧等功臣下手。

在雍正看来，这不仅是在为年羹尧鸣不平，更是在指责自己猜忌功臣、滥杀无辜，是对自己皇权的公然挑衅。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非议康熙帝谥号、拆解雍正年号“正”字暗讽国运的内容，每一条都精准踩在了雍正的底线之上，激怒了这位多疑的君主。

雍正此时正需要借一场大案，巩固自己的皇权，震慑朝野上下。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恰好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借口。雍正想要通过严惩汪景祺，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彻底清除年羹尧的残余势力，防止其死灰复燃，巩固自己的统治；二是震慑天下文人，警告他们不许妄议朝政、讥讽皇权，否则必将身首异处、家破人亡。

于是，雍正下旨，将汪景祺判为斩立决，斩首后，首级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以此警示世人，彰显自己的皇权威严。

汪景祺的结局极为凄惨，不仅自己身首异处，家人也被牵连其中：妻子和儿女被发配到偏远的黑龙江，给八旗的披甲人做奴隶，受尽折磨；兄弟和子侄被全部革职，发配到环境恶劣的宁古塔，终生不得返回；五服以内的族人，无论是否担任官职，一律被革职，由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得擅自离开辖区，彻底失去了仕途的可能。

而汪景祺的首级，就那样悬挂在菜市口，历经十年的风雨，直到乾隆元年，乾隆即位后，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认为首级长期悬挂有损京城观瞻，乾隆才下令将其首级取下，择地掩埋，这才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