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陈松年跪在父亲陈独秀荒草丛生的墓前扫墓，泪流满面，这一珍贵留影令人动容
1947年暮春，长江水位初涨，木船自重庆江津县的渡口悄然启航。船舱里覆着青布的一口棺木，随浪轻晃。护灵人正是三十七岁的陈松年，他低声嘱咐船夫：“务必小心，不能有半点闪失。”那是他七年前病逝于江津的父亲——陈独秀的遗骸。自这一刻起，陈家的记忆被重新装入木箱，也被推向更辽阔的历史洪流。
对陈松年来说，童年的空白感早已根深蒂固。1910年冬，他出生在安庆时，父亲正忙于主编《新青年》，往返北平与上海。母亲高氏要顾及家中老小，兄长延年、乔年也常年随父辗转。大宅里，祖母守着田产与旧式账册应付家计，留给孩童的父爱只剩墙上一张微黄的合影。等到北洋军阀内讧、江淮烽烟四起，陈独秀南下广州再赴上海，家书断断续续，汇款更是稀少，稚年的松年学会了靠自己换口饭吃。
这种缺席的父爱不止体现在经济。1921年后，陈独秀因政治立场险象环生，数度被通缉。安庆街头，倪嗣冲的军警曾三番五次搜查陈家大院，祖母抱着家谱、藏好几件传家字画，颤声说：“只要宗祠在，家就还在。”从那时起，祠堂、字辈、香火，成了少年松年与父亲影子之间唯一可触碰的媒介。这个影子既宏大又陌生，出现在报纸上、口号里，却缺席了家宴和年夜饭。
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庆城危如累卵。1938年，侵华日军逼近长江，陈家数口从北门乘船逃向汉口。途中，炮火声声，烟柱与江雾混成一片。到了汉口，又一路艰难上溯宜昌、枝江，最终在山城重庆找到了父亲的消息：他避居嘉陵江畔的江津城外，靠著书、辅导学生糊口。那年，陈松年来到竹林掩映的小楼，隔着瓦檐看见早已白发的老人埋头于《说文解字》手稿，书桌旁堆满写满古篆小篆的稿纸。父子重逢，说话寥寥，却彼此心知——一个时代改变了他们的关系，血缘仍在，生活已分道。

1942年五月，父亲病逝。丧事遭当地特务暗中阻挠，多亏邓蟾秋等学界友人出面，方得以停灵、择地入土。碑文寥寥，只刻“陈独秀同志之墓”八字。那年松年三十三岁，跪在鼎山脚下，山风卷着纸灰扑面而来，像极了忽远忽近的呼吸。母亲高君曼弯腰抚棺，哽咽道：“好好守着你爹。”这句话此后二十多年萦绕耳际。
抗战胜利，国共内战再起。家国命运如同棺木在长江的旅途中颠簸。1947年，陈松年将父亲遗骨迎回安庆，在北郊叶家冲依母亲遗愿合葬。碑石用本地青灰条石，正面依故旧习俗刻上“陈府君之墓”，碑阴却低调镂刻“字仲甫，安徽怀宁人”。邻近村民有人问：“这是谁家先生？如此简单？”此时，政治风声尚紧，高调纪念等于自找麻烦，质朴二行字已是极限。
接下来的岁月，陈松年每到清明都会步行十里山路来这里。风雨挡不住，一袋黄土、一壶米酒、一束白菊，陪他对父亲默念往昔。长辈的名字在官方史书中被涂抹或浓缩，但在儿子心里却愈发清晰。守墓之举成了家族晚辈的必修课，不以光宗耀祖，只为不让记忆在乱草间湮灭。

时间推进到1966年，新的风暴席卷而来。叶家冲墓地被贴上“旧思想余孽”的标签，碑体蒙漆，封条缠绕。祭扫被迫中断，陈松年只得远远站在山脚点燃纸钱。家族内部也出现争执：有人主张“避风头”，有人担心祖陵被毁。松年却说：“人可以不常住，草木也会再生，碑不能没了根。”于是，他暗中托好友护碑，把重要铭文拓片带回家中，藏进书柜，随时准备重刻。
1976年春，十里芳菲未现，淅淅细雨却早早来了。清明这天，陈松年带着小儿子再上叶家冲。此刻的墓地，比他记忆中更加寂寞：长草没过碑顶，泥土被雨水浸泡成黑色泥浆，石碑上的鹤顶已被青苔覆盖，只能依稀辨认“陈独秀”三字。松年俯身拔去枯藤，撕下裹尸布一般的蜘蛛网，低头良久。他的泪不是突然，而是多年压抑后的松动，像山涧决堤，打湿鞋面。
据同行者回忆，当时他只是轻声自语：“父亲，孩儿来迟了。”短短七个字，埋葬了半生的隐忍。那一刻的影像被定格在老式旁轴相机里，底片洗出后，照片里白发与墨碑相衬，荒草与黑衣互映，成为亲友圈流传的“泣墓图”。也正是这幅照片，意外引起安庆文化部门注意：陈独秀墓地现状亟待修缮。

三年后，1979年夏，安徽省有关部门行文，决定以家属名义拨款清理墓区。施工队入山，砍灌木，凿乱石，重新奠基。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待近现代复杂人物的态度显露微妙转折：不再简单褒贬，而重在保存史迹、恢复原貌。1981年第二阶段修缮完工，青石台阶由20级扩至40级，新立花岗石碑保留旧文，另外加刻碑记，追述陈独秀一生历程。现场的开幕仪式并不隆重，却汇集了学界、地方干部及部分家属。有人放低声音议论：“风向变了。”
墓地的复原不仅是修整墓碑，更重在为历史打开一个新的注解窗口。从此之后，学者、记者、学生、游人络绎。碑前三株老松也被视作松年与父亲之间绵延的象征——据林业专家测定，那是抗战中种下的本地油松，正与陈松年在山间守墓的时间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