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随后只带了一本《曾国藩家书》。
一个军长，到了1949年最后关头，没有站出来喊口号，也没有摆出拼到底的架势，整个人像是突然从战场边缘退了出去。
周嘉彬不是临时凑上来的地方军官。后来回国，在中央军校分校、西北军政系统里一步步往上走。
1940年，他和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在重庆成婚，这层关系让他后来很难只以“普通国民党将领”来被看待。也正因为有这层身份，他的处境一直很拧巴。
张治中在国民党军政高层里，向来是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那一类人物。1949年4月，北平和谈期间，张治中以南京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到北平，谈判破裂后没有再回南京，而是留在北平。
对周嘉彬来说，岳父已经把路走出来了，可他自己还穿着军装，还握着兵权，还困在旧阵营的链条里。
第120军是1949年4月才拼编出来的新军，底子是甘肃保安团队伍加陇南一带新兵，成军时间短，战斗力并不整齐。它先在陇南训练，后接防天水，兰州战役时守黄河北岸，兰州失守后又一路退到酒泉。
越到这个时候，周嘉彬的为难越明显。一边是大势已去，一边是部队上下已经很清楚继续打下去没什么意义。
他那支部队一路西撤，几乎没有和解放军狠狠干上一仗，官兵能听到炮声，却很少真的冲上去拼命。
这里面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周嘉彬并不是简单地“想打就打，想降就降”。按其子周元亚后来披露的材料，周嘉彬在酒泉时已经在安排部队，也有准备起义的意思，可还没等最后一步落地，原西北行政副长官刘任就奉命把他紧急带离酒泉。
1949年9月22日，刘任、周嘉彬等人从酒泉乘飞机飞往重庆。两天后，120军就在酒泉起义了。9月24日，120军在曾振五等人率领下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部队最后还是转了向，只不过那个正式站出来签字的人，不是周嘉彬。这样看，他更像是在最后关头选择不把事情做绝，也不把自己推到最前面。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真正重要的事，往往并不靠最抓眼球的桥段来成立。他去香港后，也没有在外面长期漂着。
全家在香港待了一年左右，之后回到北京。周嘉彬后来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被安排到水电部任参事。
一个在1949年没有公开起义、也没有战死沙场的旧军长，后来能够回到北京，进入政府部门任职，还列入全国政协委员名单，说明当时对这类人的处理，并不是一句“敌我”就粗暴切开，而是要看他最后做了什么、有没有继续站到人民对立面去。
他更像1949年许多旧军政人物中的一种样本：知道旧局面撑不下去了，也看得到新方向已经出现，但自己偏偏又站在最难转身的位置。有人能当场表态，有人拼死不退，还有一些人，选择把枪声留在身后，把名字留在历史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