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晚年经常失眠，秘书姚科贵劝他要少说话多休息，这样更有助于身体健康吗？
1979年初春，东海风急浪硬，67岁的韩先楚站在码头，眼眶布着血丝。连夜开会刚散，他却翻开笔记本继续写，“脑子里转个不停，合不上眼”。随行的警卫悄声问要不要歇一歇，他只是摆手，目光仍盯着海面。战争已歇二十余年，但在他看来，建设同样是一场硬仗。
当年闯关东、攻锦州、过琼州海峡，他的“旋风部队”五天一大捷，七天换一座城。枪炮练出的决断与速度，一旦进入和平时期，便像上紧的发条难以松弛。年轻时在战壕里听炮火，夜不能寐是常态；老来伏案于灯下，失眠却变成病。
1969年盛夏，他奉命转任兰州军区。列车穿秦岭，车厢忽闷忽冷，他却借着油灯给机关写工作要点。秘书姚科贵劝道：“首长，眯一会儿吧。”他低声反问：“边防哨兵不睡，我能先睡？”这一问，仿佛回到了硝烟四起的岁月。

到兰州后，他把“先侦察、后猛打、立见分晓”的战时套路挪来管人带兵。十几趟翻越祁连山，他在海拔四千米的哨所住过夜，记下缺菜、缺柴、缺水的具体数字。当蔬菜车终于开进边防连，战士们喊他“韩老总”，他却纠正：“叫老兵！”这种一线蹲点的劲头，给了机关一个信号——文件必须接地气，否则一份也别拿来见他。
调回东南后，他主持福建经济工作。开大会时，把丈量图幅铺满会议室地板，火红小旗插在工业基地，蓝色小旗按水利节点摆成弧线。华罗庚受邀讲“统筹优选法”，韩先楚当场拍板：先修路，后上电，再推建材厂。“顺序对了，火车才跑得快。”这种近似军事部署的思维，让四年内新开工的水库、电站盈盈成网。

为了掌握外部动态，他要求办公室订阅台湾、香港多份报纸。当晚上收音机里传出金门广播，别人嫌吵，他却记下重要段落。“形势瞬息可变，得有备案”，这话他挂在嘴边。基于这些情报，福建的外向型经济园区提前两年选址落子，也因此避开了后来的几次波动。
高效率背后是超负荷运转。姚科贵与他并肩二十载，记录本摞起来齐胸高。“人可以不睡，墨水不许干。”他常说。有人打趣：秘书成了最早的文字识别机。可熬夜太多，韩先楚的肝肾一起报警，时常夜里翻来覆去，第二天仍拄着拐杖去工地，“看不见现场，心里打鼓”——这是他给自己开的处方。

1983年冬夜，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灯火通明。姚科贵推门，见首长又在改稿，忍不住轻声道：“歇歇吧，您得多睡觉。”韩先楚放下笔，“睡不着，干脆把事想透。”短短一句对话，护士听得直皱眉，却也无可奈何。老将军似乎把生命最后的燃料，都投进了那盏台灯的昏黄里。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秘书制度的重视，在当时并不多见。战场靠电台、旗语，地方治理靠纸笔、电话。九十多本记录，像一条时间河，后来成为无数决策的源头——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点、海堤加固的预算口径、边防给养的优先级，都能从那堆笔记里追溯缘由。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无价财富。
然而，长期透支的代价无法回避。1986年10月3日，他在北京离世，终年七十三。讣告只寥寥数语，提到他为国尽瘁，却没提到那句常挂嘴边的话：“干不完的事，睡不够的觉。”姚科贵整理遗物时，发现枕边夹着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少言，能多睡乎？笔迹凌乱，却用力很深。

一路走来，韩先楚把打仗的冲劲、情报的敏锐、现场的执着，统统投射到新中国的建设工地。文件就像战图，调研胜似侦察，秘书是可靠的副手，睡眠则成了最奢侈的补给。人说他太拼，可也正是这份拼劲，让边防有了新井水，闽江多了电，山中修了路。
他未能见证全部蓝图落地，却把步骤写得清清楚楚，留给后来者。如今翻开那一页页笔记，纸张虽已泛黄，字里仍透着急切：时间不等人，莫让工程等领导。失眠带来的疼痛消逝了，留下的，是一份分秒必争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