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去世后，遗孀在请下属吃饭时痛哭高喊，称刘湘是被蒋介石毒害而非自然死亡吗？
1938年1月20日的重庆，江面雾气翻涌。前一晚的宵禁刚解，街口报童已经在喊：“刘司令病重！”消息像冷雨一样落进茶馆，人们交头接耳——四川这座“大树”若倒，会砸疼谁？
刘湘原籍新都，早年随军入滇，枪口闯出一条血路。1920年代，他先占领川东要道，再以“边防督办”名义插手财政、警政，很快就成了西南最有分量的枢纽。与之对峙的，是握有川西大后方的刘文辉。“两刘”相看两厌，一道嘉陵江堪称生死线：谁控了水陆码头，谁就握住四川的咽喉。为了几船枪械，两边部下在江边对峙数昼夜，枪声零落，却把商贩吓得关门闭市。

表面上，蒋介石对这位“西南王”颇为礼遇。1928年北伐告成，南京政府亟须安抚各省，蒋电文写得诚恳：“川事当以剿共为先。”字里行间却藏刀。军饷要由中央拔，教导师要派驻顾问，“川康绥靖公署”也在此时悄然成形。刘湘看得明白，却只能低头，兵力虽有十万，可，没有中央的银根，炮弹也只是废铜。
围剿红军时的联合作战，是一次棘手实验。刘湘拉来冯玉祥旧部、刘文辉亲兵、乃至地方团练，一口气拼凑出二十多万“大军”，却发现麾下旗号五花八门，连号令都传不通。“听刘神仙的！”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善用玄学的刘从云。结果，天象推演敌我动向的神通在真实火力面前迅速破产。红军穿山越水，川军则在补给线和军纪上自乱阵脚，剿共虽有收获，却远未达蒋介石“西北净化”的期待。

七七事变爆发，川人习惯的盆地生活被打破。蒋介石急令川军东调，刘湘领第五路兵团赶赴淞沪，一度风光。然而调令背后却有更深算计：重庆行营、成都行辕相继设立，川军番号被改编为第23集团军，官佐任命直接由军委会拍板。川中乡绅原本依赖刘湘的“烟土税”补贴，如今银根断流，怨声杂出。整军会议散场后，刘湘返渝途中腹痛难止，同行医官诊为胃疾。有人劝他留沪治疗，他只是苦笑：“川中离不开我。”这句话后来被频频引述，成为扑朔迷离的伏笔。
2月15日深夜，官邸灯火通明，医生两次下病危通知。传说中一纸来自南京的神秘电报随即送达，内容外界无从得知。护士回忆，那夜有人悄悄更换了药瓶，“委员长让照方抓药”，一句含糊吩咐在走廊里回响。第二天拂晓，刘湘气息奄奄，据说只留了两字：“抗日。”随即离世，年四十八。

入殓仪式设在成都西陵庙，川军将领齐聚。遗孀张氏端坐主位，素衣如雪。席间觥筹交错，她忽而放声痛哭，拍案而起：“就是蒋委员长害死的！”几十个字的指控，震得满堂寂静。连向来桀骜的川军团长也低头默然。可怜的是，这声哭喊终究没有换来真相。官方病历写的是胃癌穿孔，死前高烧并发肝肾衰竭，与毒杀说并不相符。
但传言的生命力惊人。茶铺里、码头上，众说纷纭：有人指向军医，有人猜测是西南航空油料里的砷剂，更有人称见过密令“速解川中兵祸”。然而翻阅军委会档案，只能看到一封平淡的吊唁电：追授陆军上将，谥“壮武”。如果真有蓄谋，又何必给如此高的荣衔？线索到此中断，史家也只能将疑案暂挂。

刘湘走后，川军迅速被一分为六，分别整编为第22、23、24集团军等建制，直属军委。兵心本已漂浮，失去主帅，更添离心。1940年昆仑关会战，原第30军折损过半，参谋记下一行冷冷数字：参战一月，减员一万二千，主力已散。若刘湘在，或能稳住军心？这只是历史爱猜的假设。
刘湘一生被称“川中诸葛”，也被骂作“烟土诸侯”。他在成都修机场、筑外江堤，却也深陷地盘博弈泥潭；他念念不忘抗日，却拉不住将星四散；他向中央低头，又始终戒备南京的手伸得太长。他的死与其说是阴谋的终点，不如说是地方军阀时代迟到的休止符。嘉陵江水依旧东流，关于那一瓶“特效药”的悬谜，或许永远只能留在史料夹缝中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