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重庆歌乐山，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白公馆监狱里，高墙之下只剩低沉的喘息。

那天距离重庆解放还差三天，外头的炮声已经隔江可闻，国民党军队慌乱撤退，为了不让“政治犯”落入解放军手中，在最后关头启动了“11·27大屠杀”。

白公馆、渣滓洞两地此时关押着三百余名“政治犯”，枪口对准这些革命志士，一轮屠杀接一轮展开。

有的特工先是残忍杀害了孩子，再在父母痛苦哀嚎中把夫妻一同处决。

黄显声将军转身怒骂“狗特务”，却已命丧枪下，直到深夜，白公馆内还有19名政治犯来不及被处死，整个歌乐山仿佛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杨钦典，这位1918年生于河南的看守班班长，成为这个夜晚的关键人物。

他少年家贫，入伍谋口饭，不为理念，只是生存，但命运安排让他亲历了革命者的坚韧与信念，这群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震撼。

长期在看守岗位，杨钦典耳濡目染，早就被宋绮云、许晓轩等许多地下党员用道理慢慢感化，这种影响在这夜枪响前达到了顶点。

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人的引导没有停下，大家都希望在最关键的时间里，身边的普通人也能作出一次人性的选择。

眼下，身为看守的杨钦典，面对上级留给他的命令：把剩下的十九人全部处死，他一时间进退两难。

那一刻，没有过多纠结，杨钦典听到牢房里的罗广斌向他喊话：“老杨，快做决定，想办法放我们出去。看着重庆马上要解放了，再不行动，机会就没有了。”杨钦典并没有立刻同意。

他清楚自己一旦放人，对面国民党看守迟早要找自己算账，心头的恐惧远远大于释怀的轻松。

他更担心，革命成功之后，自己头顶的旧账会不会被算清，自己的下场会不会比现在更惨。

罗广斌等人承诺，只要放他们出去，会向新政府证明杨钦典“功大于过”，保证安全，还能为他争取安排一份工作，过去的历史不再追究。

革命者的话语坚定且有分量，在现实与风险的权衡下，杨钦典最终下了决心。

他悄悄备好工具，协助打开牢门，并嘱咐大家一切都等他踩三下楼板作信号。

外头杨进兴等看守已经逃离，事实只剩下一步之遥，夜色最深时，罗广斌分组安排逃跑路线，让体弱者和孩子优先照顾。

夜幕下，19人陆续打开牢门，往后山逃亡，正跑到半路，灯光一闪，有人开枪，队伍慌乱中失散。

但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冒险逃出监狱警戒圈，其他人也藏匿于深山，等重庆解放的消息传来才重聚。

最后，白公馆和渣滓洞一共35人成功脱险，其中白公馆脱险20人，包括杨钦典本人及被他解救的19人。被救下的那些人，后来有的以笔为剑，将经历写成《红岩》，有的则继续奔赴各自岗位。

脱险当天，罗广斌还根据狱中党组织的集体智慧，整理写下名传后世的“狱中八条”：八项建议细细列举，要提醒党的干部警惕腐化、维护团结、坚持群众路线等重要经验，成为后来党内建设的参考。

重庆解放后第二天，杨钦典在罗广斌等人的引荐下，主动到公安局登记自首。

新政府核实证言后认为，杨钦典在最后关头“将功补过”，并没有追究责任，还愿意安排他工作，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家。

文革期间，他因历史身份蒙冤被捕，苦熬二十余年，造反派想让他污蔑逃生党员是假特务，他坚持事实。

1982年，法院实地复查，认定他立场有转变，对他彻底平反。

历史奔流到今天，歌乐山往事仍能带来震撼。

极端环境下，真正的善恶不过一念之间，杨钦典的选择既救了十九条命，也让自己在风刀霜剑中留下一点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