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坐了5年牢的陈独秀出来了，出来后他想回延安，重新跟着共产党干，消息传到延安。之后陈独秀就一直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到处演讲抗日，写文章宣传救国，蒋介石请他当劳动部部长，给他钱让他另立党派，他全拒绝了，他始终没回延安，也没再入党。

主要信源：（人民网——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陈独秀的评价）

1937年8月23日，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缓缓打开。

58岁的陈独秀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

5年的铁窗生涯，让他两鬓斑白，但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没想到，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国共两党正在联手抗日，而他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已在延安站稳了脚跟。

出狱后的陈独秀，通过友人罗汉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取得了联系，表达了想去延安工作的强烈愿望。

对于这位建党元勋的回归，中共中央极为重视。

毛泽东与张闻天经过深思熟虑，由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复指示，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与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这种拥护的诚意。

这三个条件，如今看来合情合理。

彼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已在党内抬头，毛泽东正全力纠正“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软弱倾向，严防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覆辙。

让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防止党内思想混乱的必要举措。

陈独秀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

他可以拥护统一战线，也愿意用实际行动证明，但要他公开否定自己后半生的政治探索，触动了他的底线。

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早在1919年公审会上就显露无遗。

当时章士钊为他辩护，试图减轻他的罪责，陈独秀却当庭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是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他不愿借别人的口活命，哪怕那是为了救他。

1938年，周恩来特意前往四川江津探望陈独秀。

面对昔日战友的再次邀请，陈独秀的拒绝更加悲凉。

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

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

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这段话里，藏着他对党内陌生环境的恐惧，更有一种英雄迟暮的孤傲。

他宁愿在江津做个清贫的学者，也不愿去延安做个被供奉的“菩萨”。

其实，陈独秀与毛泽东的缘分极深。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激动得手都在抖。

正是《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文章，唤醒了青年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回忆，“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他客观评价陈独秀，“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

但也指出了其致命伤，“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

陈独秀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启蒙者，却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政治需要妥协与务实，而他只信奉真理的绝对性。

1929年，他因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党籍。

当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主张“反蒋抗日”，这在当时显得过于激进且脱离实际。

他的托派主张甚至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也导致了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直接给他扣上了“汉奸”、“日谍”的帽子。

王明在《解放》周刊上发文，称陈独秀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

这一诬陷让周恩来极为愤怒，但也无力回天。

虽然周恩来后来去医院看望他，叮嘱他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扩大，但两人的隔阂已深。

晚年的陈独秀在江津过着极其窘迫的生活。

他靠微薄的稿费和《独秀文存》的版税度日，有时甚至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1942年5月27日，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享年63岁。

他的死讯在战火中并未激起太大波澜，骨灰被运回安庆老家，仅立了一块写着“陈公仲甫字独秀”的简陋石碑。

回顾陈独秀的一生，充满了巨大的反差。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却因固执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却被自己创立的党开除，他渴望回到延安，却因不肯低头而终老江津。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了命运。

陈独秀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仅有革命的激情和理论的执着是不够的，政治家还需要审时度势的智慧和对组织纪律的敬畏。

他虽未回到党的怀抱，但历史终究给了他公正的评价。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替代的启蒙者，一位功过参半的悲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