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发展人民经济还是权贵经济？孙玉良：请所有政策为普通人开绿灯】我的朋友王学成兄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民经济”和“权贵经济”的命题并撰文阐述，其观点得到了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认可。我也就这个话题说说我的观点：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让少部分人拥有“泼天富贵”，让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在银行账户上只是个空洞的数字，还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尊严？我们的政策究竟是发展“人民经济”，为人民大众开绿灯，还是在无形之中为少部分人创造收割市场的便利，孵化出脱离群众的“权贵经济”？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当下这个充满喧嚣与浮躁的时代，成了不少人心头的一道裂痕。我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前者，真正有生命力的现代经济，必须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福祉。我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导向共同富裕，反而会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和“马太效应”，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残酷局面。在纯粹市场逻辑的驱使下，一些所谓的“富人”不再是通过诚实劳动与技术创新来获取回报，而是会变成一群钻空子的“金融土匪”和“健康恶霸”。近年来频频“暴雷”的资本大佬还少吗？这些人信奉“成本是国家的，风险是社会的，唯独利润是老子自己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曾经被捧为某个地方的“首富”，实际上的财富要么来自银行贷款，要么来自庞氏骗局的圈钱。这种建立在谎言和掠夺基础上的财富，不仅是对市场秩序的践踏，更是对整个社会奋斗精神的亵渎。如果政策只为这种贪婪开绿灯，社会必然会走向畸形。若任由资本主导逻辑泛滥，所谓的“发展”必将是病态的发展，最终导致“先富”非但不会带动“后富”，反而会通过垄断资源不断加固阶层壁垒，把沉重的代价转嫁给普通劳动者。要警惕“权贵阶层”的形成，必须打破“脱离群众”的固化。我认为：权贵阶层的本质就是脱离群众。这不仅体现在少数不法商人对社会财富的巧取豪夺上，更体现在某些不良社会风气和体制弊病上。当干部的待遇与群众拉开过大距离，当企业家与群众拉开过大距离，当身份上的优越感和代际传递的固化现象成为潜规则时，干部就会从“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官员”，企业家就会由尊重员工的合法权利异化为对员工颐指气使。毛主席曾告诫过“干部的工资不要太高”，其背后蕴含的是公仆与群众血脉相连的政治逻辑。发展“人民经济”的要义在于，任何政策的制定者都不能脱离群众。如果政策总是向少数既得利益者倾斜，或者政策制定本身就是为了维护某种特殊的“铁饭碗”舒适区，那么这样的经济就背离了人民性。发展“人民经济”，最关键的是要让普通人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近期，国家推行的户籍改革就很好，这一政策打破了过去以户籍为壁垒的福利“玻璃墙”，让在城市里挥洒汗水的快递员、建筑工、服务员等三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医疗和保障房待遇。城市最该记住一句话：人不是来借住的，人是来建设的。 这才是“人民经济”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体现——让权利跟着人走，让政策为普通人兜底。当然，对待先富起来的人，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批倒批臭。事实证明WG思维是行不通的，解决不了问题。富并不是罪，所有人都想成为富人，也都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就是“共同富裕”，不允许贫富两极贫化。因此我坚决主张，国家必须通过税收、法治和道德引导，把所有的富人都培养成慈善家和社会财富的受托人，“先富带后富”要由国家政策有效引领，兑现当初所发下的誓言。对于富人所获得的财富，我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如果是通过坑蒙拐骗、污染环境、压榨劳工得来的，那就不配得到尊重，该处罚应该让其得到应有的处罚；如果是合法所得，则应该引导他们通过慈善和再投资来回馈社会。共产党应该是一个大熔炉，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教育，让财富的持有者明白，在社会主义中国，财富的终极意义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同进步，而非仅仅是个人或家族的无度挥霍。毛主席喊过的最伟大的口号是“人民万岁”，所以一定要让“人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语，而不是资本。归根结底，要追问经济发展的初心。我们不能要那种仅仅在账面上好看、却让普通人背负沉重“新三座大山”的经济；不能要那种滋长官僚主义、制造阶层对立的“权贵经济”。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应该向普通人倾斜，为普通人开绿灯。无论是打破户籍的坚冰，还是遏制资本的蛮横生长，亦或是引导富裕群体向善而行，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让每一个诚实奋斗的人都能看到希望、得到尊重，让经济建设的成果真正转化为人民脸上的笑容。在经济发展这条道路上，真理只有一个：人民至上。只有守住了这个“真”，我们的发展之路才不会偏离航向，才能真正迎来一个充满活力、公平与正义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