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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俩外网评论挺感慨的。作为从业者瞎说两句,不一定对,欢迎拍砖,仅供参考。在过

看了这俩外网评论挺感慨的。作为从业者瞎说两句,不一定对,欢迎拍砖,仅供参考。在过去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媒体对外宣传和新闻报道花费资源最多的几个重点方向大概是这样的:

1,宣介中国的治理理念,翻译政治话语,用一些国内外在学术上,专业上,身份上有显赫title的人去解释和分析自己的成就和原因,但是这些内容的传播边界非常有限,也许只影响到了很特定的人群。

其原因在于这些新闻内容的制作过程是由国内的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全世界媒体都有的“把关人”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完成的策划和审批,然后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为了赶上热点或重要节点进行集中生产,然后分批发放,从生产到分发到传播都属于也比较机械的模式,内容发出去以后要自己投入大量资源去传播去推广,但又要面对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上传播受限的窘境。

然后我们媒体对于评论区出现负面声音的承受力十分有限,毕竟外网评论区的各种声音是非常庞杂的,有很恶劣的很敏感的各种留言和谣言,但是我们的“正规军”很难有效组织起力量去跟那些声音互动或辩论,因为高频的互动就需要高频的审核,想想都知道很头疼。于是很多时候咱就高挂免战牌或自说自话,因此丧失了活人感。

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采访特地对象获得的话语也往往是“高屋建瓴”的,是“高大上”的,是“安全的”,但这种欠缺活人感的内容很难向外界的普通人解释,我们这些发声在重大场合的政治话语到底跟他们国家有什么关系?

2,反击美西方对中国的造谣抹黑,在冲突摩擦后发声反驳境外敌对声音。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能拿出很多信息和实锤去反击相关方面的认知作战,但还是那个问题。我们这边看到突发情况后组织力量去获取一手资料的链路比较长,有时候都很难获得,在一线直接参与斗争的单位对于认知作战的理解和配合与负责宣传和舆论斗争的部门之间是存在认知落差和利益偏差的。所以有时候即便我们能拿出一大堆实锤证据去反击,那这套产品的制作流程也很长,放出去后已经错过了事件热点的高峰期,往往就是精心制作完毕后被外界忽视……

3,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展现中国拥抱世界的自信。这个方面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免签政策让全球网红自己进来拍,自己进来直播,效果比以前那种自说自话的模式好了不少。

时至今日,大部分的“正规军”,他们生产这类内容的套路其实从内核上来讲和十年前比根本就没有进步,无非是拍摄器材和剪辑风格的变化而已,所以上头也知道,不能光靠他们,得依靠群众,靠国内外的自媒体,靠平台,这样效果反而会好一些,会打破一些桎梏。

但是这也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稍微不可控,稍微一个镜头的纰漏,就可能出现重大舆情,不仅影响中国大陆的整体形象,也影响出现在视频中的一些个体(我自己就不止一次的经历过)。

于是,就会产生截屏中这两种外界观感,在他们看来中国好像不在乎外宣,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有效的外宣,然后他们觉得中国在默默的超越他们,然后他们被美国的反华宣传骗得很惨。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其实也在外宣上花了很大的资源

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解法。延安时期,我们党掌握的主流媒体和国民党根本就没法比,是什么让国统区甚至全世界的年轻人源源不断涌向延安?当时国民党的歌曲传唱度为何比不上延安的红色歌曲?为何教员的一篇文章甚至一首诗,国民党那边调集多少文人都压不住?当年教员那代人用了哪些非传统的传播媒介?对于批评和质疑,他们是高挂免战牌自说自话,还是自信的主动参与论战接受采访?他们在打造人设的时候是注重机构的形象还是活人感?为什么他们对于负面舆情的承受力比国民党要强得多?而手握官方宣传机器,掌握国际化资源的国民党反动派,包括当时的《中央日报》等等,他们是怎么让自己和人民产生距离的,然后又是怎么一步步丢掉人心的?

阳光底下无新事,很多问题的答案都藏在我们已知的历史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今天的条件比当年的先辈们好得多,我们取得的成就也足以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我们的发展更是让全世界感到震撼,这都是无可辩驳,天地可鉴的事实。但怎么我们自己的人民和国外的人民都觉得我们说不明白话呢?是思想没统一?还是技术和资源跟不上?还是理念落后了?还是整个话语体系的构建没有追上国力和国家地位的变化?为什么有些领导对报纸上那几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看的字花费大量的精力,让年轻人捆在上面殚精竭虑加班到凌晨(关键是还没啥原创性,无论中英文都是搬运工和翻译机器,原创内容和独家信息都特么不到20%),但同时又对那些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年轻人在舆论场上打造出来的难得的影响力视若风险,不但不鼓励还加以打压和限制?

一方面想培养“知识型网红”,拿着这个政治任务满世界的找现成的,但是每每推向台前的就是一堆读稿机器,那些梳妆打扮好的年轻人对自己读的那些话到底有没有理解和激情,在观众面前一眼便知。那他们又如何能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和兴趣去做好一个网红呢?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粉丝量会成正比吗?你领导对于他们自己开的号是防范还是鼓励?你会要求他们把独家内容和感想优先发布在自己的号上还是单位的机构的号上?或者说,你有没有为了养他们自己的号给他们足够的包容和支持,要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优质产品都优先喂给机构了,那他们自己的号怎么养?如果他们都只出现在机构号上,那他们如何让外界相信他们是有血有肉可信的个体?他们失言一次的惩罚需要多少次的表扬和多少张的奖状来弥补呢?(或者说,一次失言或犯错是不是就足以让他们和奖状告别了呢?)这种高压环境能成长出有活人感的,敢于亮剑,敢于输出,敢于辩论,敢于分享的真网红吗?为什么很多在“正规军”队伍里有战斗力有专业能力有理想信念的年轻人只能在稳定但接受平庸 和 坚持理想但放弃稳定 之间做选择?为什么很多“正规军”里有点小权的人对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就是不愿意相信,对一些大胆的想法不敢支持,但是对服从性高且愿意“无效勤奋”的这类年轻人加以鼓励?我们要想建设和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到底更需要哪一类年轻人?

这些问题我也没有很确定的答案,但我相信做着做着,就会有了。完全就是有感而发,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