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甘祖昌遗孀龚全珍被质疑思想落后，质问对方：你们这是真糊涂农民意识吗？
1956年冬天，中央派出的农业调研组踏进赣南，记录下合作化浪潮中最生动的现场。其中一份笔记提到了“有位戎马一生的干部，主动要求归队到土地”，这一人正是翌年卸去军装回乡的甘祖昌。
翻阅当地档案可见，1957年初，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五个孩子到了湖石村。那年月，干部返乡并非新闻，可一位少将把全部津贴交给生产队、让家人排队领口粮，仍让不少干部同行愣住。有人小声议论：“他这是图什么？”答案埋在甘家日复一日的劳作里——修渠道、背石灰、掏粪肥，一家人和贫农一起抡镢头。

农村建设的热气腾腾中，龚全珍找到了另一条路。学校缺老师，她把自己编进教员名册，每天清晨踩着露水去点灯。那时的乡村教室只有破窗纸、土坯墙，她仍要求学生大声朗读鲁迅。“知识可以照亮穷屋。”这是她在黑板上写下的第一句话，后来变成孩子们的座右铭。
高考于1977年恢复，甘祖昌没有一句“走后门”。大儿子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跑来，他只说：“去吧，路要自己铺。”短短一句话，家风就此定型。十年后，小女儿遇到单位精简，被裁那天她哭着回家，龚全珍递过一杯热水，只问：“还能自己养活自己吗？”女儿重重地点头——这也是甘家的规定动作：先自问能不能靠双手再出发。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风吹进山坳，一些年轻人开始调侃“苦行僧式”的老辈子。1992年秋天，县里举办农业科技培训，一名外地青年听说甘家仍在种田，忍不住脱口：“现在还守着几亩地，不就是糊涂的农民意识吗？”龚全珍抬起头，语气平静：“土地不会辜负汗水，糊涂的是忘了根的人。”那青年被噎住，只嘟囔一句便走开。会后有记者追问她怎么看待这番冲撞，她笑了笑：“说话的权利大家都有，回不回村是各人选择，咱不生气。”
值得一提的是，龚全珍留给外界最深的印象并非那场唇枪舌剑，而是一叠收据。1998年，她把400元工资全换成儿童文学，骑摩的绕山路送到分校。摄影机赶来，想拍个“捐书仪式”，她摆手：“孩子们等着读书，别耽误工夫。”镜头只捕捉到她徒手搬书、裤脚满是灰尘的背影。

2004年，她被推举为县人大特邀代表。会议结束，她径直去了敬老院，一张凳子、一盒创可贴陪老人剪指甲。工作人员劝她多休息，她摆出教员口吻：“人活着，总得做点事。”这句话后来写进了县里小学的德育课本。

2013年，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有人问她要不要坐公务舱，她摇头：“硬座没什么不好，把钱省下来给山区孩子盖宿舍。”当晚，老同事给她拨电话，“老龚，累不累？”她在听筒里笑着答：“荣誉是集体的，苦是自己的，没什么累不累。”短短一句对话，仍旧是那股朴素劲儿。
2023年9月2日，龚全珍在家中离去，享年100岁。入殓前，人们在她床头翻到一本发黄的作业本，上面写满红笔批语：“自立者，必自强；自强者，终自慧。”她一生反复书写的，不过是两个字——“自己”。比起勋章，这两个字才是甘家真正的遗产，也是在乡村深处悄悄延续的精神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