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观之，基辛格对中国崛起的某种复杂心态，便可得到深刻理解。他所焦虑的，或许并非中国本身，而是中国的规模、文明特性和历史抱负，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英国或法国那样，满足于在这个由美国领衔、西方制定根本“礼法”的帝国俱乐部里，当一个被“规训”了的“成员”。

中国追求的，不是加入俱乐部在旧桌上分一杯羹，而是要实现文明的复兴，并参与到对未来全球“礼法”的重新定义中。这在基辛格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地缘智慧看来，是比任何单纯的力量增长都更令俱乐部现有成员不安的、根本性的挑战。他心念一生的秩序，本质上是少数人的游戏；而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去想象和构建一种超越帝国俱乐部逻辑的、真正更具包容性的天下“礼法”。这正是我们批判性剖析其思想遗产的当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