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排长带队投诚，谁知，当他来到登记处时，文书却是大惊，“张定元，怎么是你，你不是在2年前就牺牲了吗？”这三个字像颗炸雷，把刘兴易震得笔都掉了。


张定元站在那间土坯房改成的登记处门口，身后跟着十二个士兵，几杆步枪斜靠在墙根，在日头底下泛着陈旧的金属光泽。


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跨进门坎。屋里摆着两张八仙桌，一个年轻文书正埋头写字，嘴里还念叨着数目。张定元把帽子摘下来，捏在手里，报了姓名。

“张定元。”


那支笔猛地一顿。文书抬起头，眼睛先是迷茫，随即睁大，像是看见了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


“张定元？怎么是你？”


屋子里另外几个人也停下手里的活，朝这边看过来。


“你不是在两年前就牺牲了吗？”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了水里。张定元身后的士兵们互相看了看，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张定元自己却笑了，露出一排被旱烟熏黄的牙齿：“我这不是还活着吗？”


年轻文书绕过桌子，走到他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他伸手想拍张定元的肩膀，手悬在半空又缩回去，在自己的裤腿上蹭了蹭，这才重重地落下去：“好家伙，真是你。那会儿传回消息，说你阵亡了，我们还真信了。”


张定元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1946年夏天的那些事，他记得很清楚。


那会儿正是中原突围最吃紧的时候。枪声响了几天几夜，他带人负责掩护，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身中两刀，血流了一地，被炮火震昏过去。


伤口发了炎，高烧三天三夜，醒来时大部队早走了。后来他才听说，战友们回去找过，只看见一地狼藉和几件破衣裳，以为他阵亡了，便报了牺牲。


“我这条命，是老乡用土方子救回来的。


刘兴易，也就是那个年轻文书，把他拉到油灯底下，非要看看清楚。灯光昏黄，照出张定元脸上的几道新伤疤，还有手背上冻裂的口子。


“伤好了以后，我找不到你们，”张定元把手抽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后来被补进了国军，当了个排长。”


刘兴易愣了一下，目光在他那身国军军装上停了停，没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


“这两年，不好过吧？”刘兴易问。


张定元没直接回答，而是回头指了指门外：“我把整个班都带出来了。步枪八支，短枪两支，还有一挺捷克式，子弹带了两条半。人都在这儿，一个不少。”


门外站着的十二个士兵，有的低着头，有的好奇地往屋里张望。大多数人脸上带着倦色，衣服破旧，但眼神还算清亮。


张定元说，这些人跟他几个月了，早就待不下去了，天天盼着能有个出路。他观察了许久，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前天才跟他们交了底。


“你胆子真够大的，”刘兴易蹲下去捡那支掉在地上的笔，发现笔尖已经摔坏了，他索性从怀里掏出另一支，在登记簿上翻开新的一页，“就不怕他们把你告了？”


“怕啊，”张定元拉过一条长凳坐下，板凳腿在泥地上发出吱呀一声，“但怕也得干。再拖下去，这些人怕是连骨头都要埋在这里了。”


刘兴易一边问一边记。姓名、籍贯、原属部队、现带武器数量。


“多少人？”


“十二个，”张定元回头数了数，又补了一句，“加上我，十三个。”


“枪呢？”


“步枪八支，都保养过了，能打响。短枪两支，还有一挺捷克式，”张定元顿了顿，“子弹不多，两条半，省着点用还能用些日子。”


问到投诚缘由时，张定元伸出双手，掌心朝上，虎口处全是老茧和裂口：“没什么缘由。就是想通了，该回来了。”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着，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梧桐叶的声音。


登记完了，刘兴易合上本子，站起来对张定元说：“走吧，先去吃饭，后晌给你们发衣服。”


“看啥呢？”刘兴易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没啥，”张定元收回目光，把帽子重新扣在头上，“就是觉得，这太阳照得人暖和。”


刘兴易笑了，推了他一把：“别磨蹭了，食堂今天吃白面馍，去晚了可就没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土坯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