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来得太突然！”6月23日报道，福建漳州，一男子去出差，下班后与女同事喝酒，之后两人去了酒店，等女同事睡醒后，发现男子已经死了，经鉴定，男子是猝死的，家属提出工伤认定被驳回，闹到法院也没能改变结果！网友：女同事有阴影了！


法院的裁定下来时，很多人讨论的是一句话：不属于工伤。


陈某在外地出差期间死亡，家属申请工伤认定，被人社部门拒绝；起诉，一审驳回；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申请再审，仍未被支持。


三次程序走完，结论没有改变，理由也很明确——死亡发生在下班后的私人活动中，与履行工作职责不存在直接关联。


从法律条文上看，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工伤认定强调“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


陈某当晚与同事刘某自行外出就餐、饮酒，随后去了酒店，次日清晨被发现猝死，鉴定意见为心源性猝死，排除外力因素，法院据此认为，案发时段属于个人生活安排，而非履职行为的延伸。


争议却恰恰卡在这里，销售岗位的工作边界本就模糊，白天跑市场，晚上应酬吃饭，很多时候客户在场是工作，客户不在场却为维护关系铺垫，也未必能完全说是私事。


问题在于，本案现有证据，只能证明当晚是两名同事之间的私人邀约，没有客户参与，也没有谈业务的直接记录，法律判断讲求证据链条，而不是行业常识或情绪推测。


有人追问，如果当晚饭局是为了谈订单，结果会不会不同？答案很可能是会。


若能证明饮酒属于履行职责的一部分，且与身体负荷存在因果联系，认定空间确实会扩大。


但在这起案件中，这条路径缺乏支撑，法院选择了相对保守、也更容易操作的标准：将私人行为与工作行为切割。


还有一个敏感点绕不开——去酒店的行为。


医学上，情绪波动、饮酒、剧烈运动都可能诱发潜在心脏问题，而当时的行为属于较高强度体力活动，这一点并无争议。


但如果把这一环节纳入“工作压力链条”，意味着要承认亲密行为可以构成工伤因果的一部分，现行制度显然没有这种延展。


与其在伦理与法律之间拉扯，不如直接终止因果推演——这几乎是所有类似案件中最常见的处理方式。


于是，讨论逐渐变成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出差是否等于全天候工作状态？答案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相当清晰——不是。


只要能够区分出生活时间与工作时间，后者才可能进入工伤评价范围，地理位置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法律意义上的“工作场所”。


家属的不甘可以理解，一个中年劳动力突然离世，家庭支柱断裂，任何救济渠道都会尽力尝试，但法律能提供的，只是责任划分与赔偿路径，而不是对悲剧本身的安慰。


在舆论场里，最热闹的始终是“算不算工伤”，相对安静的，是刘某。


她是那个清晨醒来后发现异常的人，推不醒同伴，拨打急救电话，面对医护确认死亡，随后是警方询问、家属质疑、庭审陈述。


她需要一次次复述那一晚的细节，包括最私密的部分，这种经历本身就是强烈的心理刺激。


可在整个事件的公共叙事里，她几乎没有位置，媒体关注死因与裁判理由，网友争论制度边界，很少有人提及：一个目睹猝死现场的人，是否需要心理支持？企业是否提供过辅导？她此后如何在同事议论中继续工作？


突发死亡现场，往往会带来长期焦虑、失眠甚至创伤后应激反应，这些不在判决书里，却真实存在。


案件尘埃落定后，陈某的家属需要面对生活重建，刘某也要继续上班，出差城市的酒店房间早已恢复营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有些记忆不会自动清除。手机通话记录里那通急救电话，大概还在。


信息来源：《销售与他人发生关系后猝死家属申请认定工伤被驳回》浪张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