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北方农民的幽默？梁鸿在最新一集《十三邀》里说：幽默是具有历史性的。

喜云，75岁，河南梁庄人，梁鸿喊她嫂子，称她拥有波澜壮阔的一生。

让我们给喜云简单画一个像。

命苦：妈妈从山里来，她是抱养的，她自己又抱养一个女儿。能干：四季不闲，春天带队采茶，夏天种烟叶，秋天收花生，冬天收蚕豆。强悍：她是妇女打工队的带头人，每年组织周边妇女去信阳采茶，老板不用某一个老太太，她摔了三次门，最终谈判成功。自食其力：去年，花生卖了一千六百元，红薯卖了一千二，绿豆打了20多斤，豇豆十来斤；开了五亩的荒，种地赚了八千多；采茶赚了三千四百五，帮别人家薅花生赚了一两千，再加上其他小零活，一年满打满算可以赚到一万五。喜云为自己骄傲。幽默：她说自己十五岁给公家养蚕姑娘，修路，十七八岁去薅草 本来个子就高，干活就利落，背着草萝头，薅40斤草，到地里草见到她都吓得发抖。

好，梁鸿也好，许知远也好，作为一个介于农民生活的旁观者，要作何评价呢？

蓬勃的生命力，当然是的，但这赞美却十分轻飘。超出常人的劳动量，极为微薄的酬劳，人固然在受限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可能，但这是有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在的，经济链条的最下游。而这样的生活仍是被定义的，它意味着边缘与失败，有色眼镜的压迫性甚至超过了生活本身。直到她被使用作为一种新的抒情符号，蓬勃的生命力。

这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但她的确穿越了这层层重压，保持了一种不假思考的乐观与坦荡。

她说：“我这个人是个憨人，有点小长处，我经常跟我孙子说，当人要有长处。”

如此生活的动力是什么？公平难以获得，但尊严随身携带。在公平此等宏观问题上，历史性发挥作用，喜云是认命的；而在尊严的微观问题上，喜云要活得让人看得起，喜云是很支棱的。在厚重的无力与微小的尊严之间，幽默诞生。

幽默旨在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使自己免于被苦难正面打击。

“到地里草见到我都吓得发抖。”让她流汗流泪的东西，要在她的句式里俯首称臣。

聊到这，当然要提赵本山和《马大帅》。《马大帅》演尽农民进城的处境，钱包被偷，在车站给人拉二胡，当拳击手的陪练，在澡堂子里给人搓澡，去学校里当保洁，做“谈判专家”替人去要账。身份有别，每次上岗都是短暂的、借来的体面，最终变成一些尴尬的受辱的体验。但在他那就是轻轻一句：“我给人家搓澡给搓起飞了。”

由此观之，幽默诞生的条件非常逼仄，一面是避无可避的压力，一面是视若无睹的姿势，若隐若现的主体性。

赞美，实在滥情。批判，你行你上。

书写与记录，别无他法，只能呈现复杂。

如果你还没读过梁鸿，可以关注她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喜云不是孤例，梁庄亦是中国；梁鸿也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写了虚构的小说《梁光正的光》，“浪漫在农村是吃不开的”，梁鸿的哥哥这样评价他的父亲；还有去年新出的非虚构《要有光》，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贾樟柯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也采访了梁鸿，她谈到了母亲。当然，这期《十三邀》是个很好的开启梁鸿世界的钥匙，我很爱哥哥用河南话念妹妹的书的念白：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有一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十三邀 许知远对话梁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