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标出自日本人之手？中国的设计被弃用，背后发生了什么。




主要信源：（国际艺术创意联盟IACC——长谷川章）
 
1958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十年，百业待举，许多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事物，在当时都是拓荒性质的存在，电视台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在北京，一个由排练厅临时改造成的五十多平方米的演播室里，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就这么诞生了。
 
当时它的名字还叫“北京电视台”，和后来人们熟悉的央视完全是两种感觉。
 
由于条件简陋，台里连一个像样的图形标志都没有，屏幕上能看到的，只有“北京电视台”五个大字。

这一晃就是二十年，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一下子从首都的电视台，变成了国家级的传播平台。
 
名字变大了，胸怀也跟着变大了。
 
当时的电视人意识到，光靠五个汉字已经承载不了这个平台的抱负，它需要一个更直观、更现代的视觉符号，而且还得方便在国际上识别。
 
于是英文名称“China Central Television”（中国中央电视台）被确定下来，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母“CCTV”，成了央视新的名片。
 
有了名字，还得有件合适的衣裳，也就是一个能配上这四个字母的图标。
 
央视开始对外征集设计稿，这在当时是件很开放的事，不少有才华的设计者都动了心思。
 
最终脱颖而出的，是设计师张德生创作的一枚“三色蝴蝶”图标。
 
这个设计很妙，把红、绿、蓝三原色和“CCTV”的字母元素融到了一起。
 
两个好像大写字母“C”的圆弧，一蓝一绿，交错成蝴蝶翅膀的模样，中间用红色勾勒出一个“TV”造型。
 
懂点美术的人能看出来，红绿蓝恰恰是电视显像的三基色，而蝴蝶破茧而出的意象，也暗合了当时中国电视事业蓄势待发的状态。
 
这个图标带着八十年代特有的生机和理想主义色彩，鲜艳、具象、充满活力。
 
它一用就是很多年，陪伴了几亿观众，成了无数人少年记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提起那个蝴蝶标，很多人眼前会立刻浮现出动画片、大风车和傍晚的新闻联播片头。
 
然而再经典的符号也躲不开时代的冲刷。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电视商业化运作的加深，央视开始对“蝴蝶标”做一些细微的调整，以便适应不同节目和宣传场合的需求。
 
但正是这些改动，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已经退休的张德生认为，虽然图标的使用权在央视，但自己作为原创作者，修改应当获得自己的许可，而且多年来自己也从未因此拿过报酬。
 
在沟通无果后，他将央视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著作权，并支付相应费用。
 
这场官司一时间让很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个由单位员工为特定任务创作的作品，它的“魂”究竟属于个人，还是属于单位。
 
最终法院认定，“蝴蝶标”是基于“CCTV”这一专属名称而生的特殊美术作品，其著作权归属中央电视台。
 
这事在法理上有了结论，但带来的连锁反应却刚刚开始。
 
持续的争议让央视下定决心，与其在旧图标上纠缠，不如干脆向前看，换一张全新的面孔。
 
这一次，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全球，面向世界征集新的台标设计。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转变，意味着中央电视台想要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图标，而是一个能经得起国际镜头审视、能体现当代审美追求的视觉符号。
 
在雪花般飞来的设计方案里，日本资深美术家、曾担任过诸多重要项目顾问的长谷川章的作品被选中了。
 
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款“双线CCTV”图标。
 
它极为简练，摒弃了蝴蝶标的缤纷色彩和具象图形，只用粗细一致的双线，就勾勒出四个英文字母，干净、冷峻，又透着一种现代主义的秩序感。
 
这个设计一经推出，评价便呈两极。
 
有人觉得它大气、国际化，一看就是大台风范；也有人心里犯嘀咕，甚至直接质疑，为什么一个国家级电视台的标识，要由一位日本设计师来操刀，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够自信。
 
其实放下情绪平心静气地看，这恰恰是审美观念和社会发展走到一定阶段时的自然选择。
 
长谷川章的设计之所以能胜出，不是因为他来自哪里，而是因为他的方案恰好踩中了世纪之交传媒品牌形象演变的潮流。
 
当时，包括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BBC（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一批国际主流媒体，都趋向于使用简洁、纯字母的台标，以此配合日益数字化的播出环境。
 
央视的选择，与其说是哪一个人的决定，不如说是一个想要走向世界的平台，在视觉语言上主动向国际化靠拢的体现。
 
从最初的五个汉字，到蝴蝶破茧，再到如今的双线极简符号，央视台标的三次变脸，恰好构成了一条有趣的线索。

它不只是一个电视台的记号，更像是一小片凝固的时代缩影，悄无声息地记录着我们这个社会审美从色彩斑斓走向简约理性，心态从自顾自话走向包容开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