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日本，30岁的秋瑾和24岁的鲁迅发生激烈争辩。不料，秋瑾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往讲台上“咚”地一插，当即丢下一句狠话。听到这句话后，一半人热血沸腾，一半人脸色煞白。

主要信源：（凤凰网——1905年鲁迅等人为何遭秋瑾呵斥：卖友求荣 吃我一刀）

1905年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规定中国留学生入学、转学、退学须经清廷驻日公使批准。

此举激起七千余名东京留学生强烈反对，内部出现抗争与妥协两派分歧。

湖南籍革命志士陈天华（曾著《猛回头》《警世钟》）深感官方压迫与同胞内讧。

又遭日本报纸讥讽为“乌合之众”，愤而写下绝命书，于大森海湾投海自尽，年仅30岁。

陈天华的死像一瓢冷水浇进滚油锅里，留学生们在锦辉馆给他开追悼会，黑布挂满了墙，挽联一层叠一层。

秋瑾站在灵前，眼睛通红，声音发抖，她说陈天华是用命告诉大家，不能再等了。

她提议全体退学回国，用实际行动抗议这道规则。

鲁迅也坐在台下，他比秋瑾早两年到日本，是官费生，在仙台学医。

他站起来说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八千多个学生就这么呼啦啦撤回去，能干什么？

手里没枪，兜里没钱，组织也没成型，回去不是送死就是散伙，不如先把本事学到手，以后再找机会。

秋瑾听完这话，脸色更难看了，她觉得这就是怕死，就是给自己找借口。

几天后，浙江同乡会又聚了一次，算是给秋瑾送行。

她已经定了回国的船票，那天屋子里挤了五六十个人，气氛闷得像暴风雨前的天。

秋瑾站在桌子前头，弯腰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刀身在灯光下闪着冷光。

她把刀往桌上一插，木头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所有人都愣住了。

她说，以后谁要是投降清政府，谁要是忘了今天的血仇，就先问问这把刀答不答应，说完她没再看任何人，转身走了出去。

鲁迅一直坐在角落里，没有说话。

秋瑾就这样回了国，她先在上海落脚，租了一间弄堂房子，白天改稿子，晚上开会。

1907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女报》，这是中国最早把妇女解放和反清革命放在一起说的报纸之一。

她在上面写文章，说女人不能一辈子关在家里当摆设，说国家都快亡了，女人也得站出来。

那些话在今天听起来不算什么，搁在一百多年前，那就是往铁板上钉钉子。

除了办报，她还接手了绍兴的大通学堂，表面上这是个教体育、教国文的学校，背地里是革命党人的联络站。

学生白天上课，晚上搬箱子，箱子里装的不是课本，是从上海、杭州偷偷运来的枪。

秋瑾把光复会的组织重新整顿了一遍，跟安徽的徐锡麟约好了时间，打算在1907年7月同时在浙江和安徽动手。

计划赶不上变化，徐锡麟在安庆提前行动，开枪打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但很快被抓，当天就被砍了头。

清军从他身上搜出了名单，秋瑾的名字赫然在上，绍兴知府贵福连夜调兵，包围了大通学堂。

学生们哭着劝她，说躲到山里去吧，过两年再出来。

她把学生一个个打发走，把文件烧干净，把剩下的钱分给大家，然后一个人坐在学堂里等着。

清兵冲进来的时候，她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

审讯的时候，问她什么她都不说，只在纸上写了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押到刑场，没有蒙眼，没有换衣服。

行刑之后，她的血渗进了地上的石板缝里，那年她32岁。

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鲁迅正在宿舍里看书，他放下书，走出门，沿着神田川走了很久，他没有哭，也没有写悼文。

很多年后，他在《药》这篇小说里写了一个叫夏瑜的革命者，被人砍了头，血被拿去蘸馒头当药吃。

那个夏瑜的身上，有秋瑾的影子，也有其他被杀的革命党人的影子。

鲁迅想说的是，牺牲固然伟大，但如果围观的人只是看热闹，转头就把烈士的血当偏方用了，那这牺牲到底值不值？

他没有否定秋瑾的选择，他只是比秋瑾多了一层担忧，一个麻木的社会，会把所有的牺牲都变成一场戏。

两条路，两个方向，秋瑾选的是刀刃向外，一刀劈下去，哪怕自己先碎掉。

鲁迅选的是刀刃向内，一刀一刀剜开国民心里的脓疮。

一个用命赌明天，一个用笔熬长夜。谁都没错，谁都不轻松。

一百多年过去了，绍兴的轩亭口立着秋瑾的雕像，鲁迅故居每天都有游客排队进去看。

两个人最终都被写进了历史，但当年的那场争论，到今天还有人提起。

有人问，到底谁对？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

他们不是在对错的两头，他们是在同一个泥潭里挣扎，一个拼命往上爬，一个拼命往下挖，都是为了把这片土地拽出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