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八年，湖北地界上抓获了两个盗贼，名为张洪舜、张洪炎，案子报到刑部的时候，发现了重大的蹊跷。
刑部官员翻来覆去地看这份卷宗，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张洪舜、张洪炎这两个名字，怎么跟三年前归州那桩“知州妄断案”里被无罪释放的张红顺、张红贵，听起来一模一样。
音同字不同，可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更让人起疑的是，前案审结释放才没过几个月，这俩人又犯案了。一个刚被洗清冤屈、吃尽苦头的人，转头就再去当强盗这说得通吗？
刑部不敢怠慢，赶紧把疑点报了上去。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反应极其迅速。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他直接下令派侍郎阿永阿“驰驿前往”，会同河南巡抚叶存仁赶赴湖北“详悉研讯，务得实情”。
派钦差、跨省联合办案，这阵仗摆明了是不信地方上的说辞。
阿永阿五月三日就抵达了湖北。他查案的速度快得惊人，没几天就摸清了门道。五月九日，乾隆的谕旨就追了过来，直接斥责湖广总督爱必达和湖北巡抚宋邦绥“敢于朕前支词朦混，则诚何心”。同一天，前任按察使沈作朋被革职拿问。
五月十八日，事情彻底炸了。乾隆痛骂这帮官员“不奏不办，一味模棱瞻徇”，说他们“锢蔽成风，于吏治民生所关非小”。五月十九日，爱必达和宋邦绥被解任，押送京城候旨。从四月份刑部上报到五月份总督巡抚全被撸掉，前后不到一个月。
一个盗案而已，至于把封疆大吏连锅端吗？
翻开卷宗你就明白了。这帮兄弟第一次犯案是在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夜盗李作椇家，抢了白银一百六十两和大量衣物。案子抓得也快，张红顺很快落网。可到了审案环节，归州知州赵泰交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把人给放了。
赵泰交滥用刑讯，把另一个叫马群的嫌疑人用木棍活活打死。人命关天的事，在他那儿成了稀松平常。更离谱的是，前案刚放人没几个月，同一伙人又犯事了。
按说这种案子到了按察使沈作朋手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可沈作朋偏偏“偏执己见，枉纵于前”，硬说前后两案“均无影响”。总督爱必达听了他的话，选择按兵不动。按察使高诚倒是觉得不对劲，可他“才短力薄，势成孤立”，根本拗不过上面的人。
这帮人上下串通一气，把案子拖了整整三年。
深挖下去，事情比想象的还要恶心。钦差查出来，浙江人徐掌丝、卢培元这帮幕友，盘踞湖北官场多年。徐掌丝在沈作朋署里当幕僚，他弟弟徐登山在总督爱必达署里，妹夫卢培元在巡抚汤聘署里。兄弟亲戚把持了总督、巡抚、按察使三个关键衙门，“彼此串通一气”。
各衙门批的公文、审的案子，“皆出伊等数人之手”。一个盗案怎么判，翻来覆去都是这几个人在操弄。
这不就是典型的“铁打的幕僚，流水的官”吗？官有去留，幕无更易，真正掌权的反倒成了这帮师爷。
乾隆查到这个份上，气得够呛。他在上谕里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如果张洪舜不是真盗，前案既然已经昭雪，他又不是傻子，“岂有甫经昭雪，旋甘自陷于辟”的道理。连三尺孩童都骗不了的事，你们这帮当官的居然看不出来？
说到底，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想看出来。沈作朋要护着自己的判断，爱必达要护着沈作朋，宋邦绥要护着爱必达。一层护一层，把国法民命全扔到一边。
整个案子查到最后，湖北通省“上下联为一气”。总督、三任巡抚、两任按察使、四位知府、两任知州，全都有份。一个普通的盗案，硬生生演变成了一场官场大地震。
这案子放到今天看，依然让人脊背发凉。制度写得再漂亮，奏报权限分得再清楚，只要人心坏了，上下勾结起来，什么规矩都能绕着走。乾隆的精明在于，他抓住了那个最不该忽视的细节两个名字。可问题是，如果没有乾隆这样记忆力惊人的皇帝呢？如果刑部官员没那么较真呢？
张洪舜、张洪炎兄弟的名字，像一把刀，捅穿了湖北官场的遮羞布。两百多年过去，这把刀提醒我们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力有多好。
信息来源：参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皇權、官僚與社會秩序——清代乾隆朝張洪舜兄弟盜案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