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状元是嘉定人徐郙，他的官做得不小，拜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
这话搁在今天听起来，不过是一行干巴巴的履历。
可你若真钻进那段历史里瞧一瞧，会发现这个从嘉定走出来的状元郎，活脱脱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晚清官场的荒唐，也照出了读书人那点可怜又可叹的生存智慧。
徐郙这人，命是真的好。咸丰九年中举人，同治元年直接干了个状元回来。那年他多大？二十四岁。搁现在，大学刚毕业的年纪，人家已经戴着红花在紫禁城里夸官了。
更狠的是，同治三年就被召入南书房行走，天天陪在王身边。你要说没点真本事，打死我也不信——南书房那是什么地方？大清皇帝的私人智库，没两把刷子连门槛都摸不着。
可徐郙最让人服气的，不是他考状元的本事，是他伺候人的本事。
慈禧晚年喜欢附庸风雅，动不动就挥毫泼墨画两笔。可她老人家画的那些东西，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是个老干部水平。
怎么办？找个人补笔、题字。找谁？徐郙。慈禧常夸徐郙的字有福气，晚年御笔作画，全让徐郙题志。你去翻翻现在市面上流传的那些慈禧“御笔”，十幅有八幅后面跟着徐郙的行楷诗题。
黄宾虹后来评价说，徐颂阁这一流的人物，乾嘉画家都比不上。这话听着是夸，细品全是讽刺一个状元，一个协办大学士，最后被人记住的竟然是给太后画画补笔。
但你要以为徐郙只会拍马屁，那又小瞧他了。
这人官运之亨通，在同治一朝的进士里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一路干到协办大学士，世称徐相国。上海地区历史上出过八位状元，官运能跟他比的只有一个卫泾，南宋的参知政事。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
你搜一搜现在的网络，铺天盖地都是“清代名声最臭的状元”、“死后朝廷不愿赐谥”、“正史不屑为他立传”。 这些标题一个比一个狠，恨不得把徐郙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再踩两脚。有的说他贪财纳贿，外省官员进京他伸手就要钱。有的说他长得像同治才被慈禧看上。还有的说他品行荒唐、奢靡无度。
这些说法有几分真几分假？
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看。先说“无谥号”这事儿，清朝二百多年，状元出了114个，不是每个都有谥号。有谥号的是少数，没谥号的是多数。徐郙没捞着谥号，确实说明朝廷对他不怎么待见，但硬要说成“名声最臭”，多少有点标题党蹭流量的嫌疑。
再说“正史不屑立传”。《清史稿》里确实没有徐郙的专传，可《清史稿》本身就是未定稿，缺的人多了去了，又不是只缺他一个。更何况徐郙的履历在《同治朝实录》里有明确记载，在《大清会典事例》里也有记录。说“正史不屑”，这话过了。
但话说回来，徐郙这人确实不干净。
他能在慈禧身边混那么多年，靠的绝不仅仅是书法。晚清官场那点破事，你不在泥里打几个滚，根本爬不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徐郙精于算计，这是公认的。
他那些年收的礼、捞的钱、攀附的关系，随便拎出来一件都够写一本官场现形记。可你要说他就比别的晚清大员坏到哪儿去，那也未必。
只不过别人要么有军功遮丑，要么有门生洗白，徐郙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个纯粹的文官，一个靠写字和伺候太后爬上来的读书人。
这就引出一个扎心的问题：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到底公不公平？
一个在科举战场上杀出重围的天才少年，一个在权力夹缝中左右逢源的官场老手，一个在书画艺术上确有造诣的文化名人这三重身份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凭什么只用“贪官”两个字就把他盖棺定论了？
徐郙的书法造诣，放到今天绝对是一流水平。他收藏的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那是红学界的无价之宝。
我不是要给徐郙翻案。他贪了就是贪了，攀附了就是攀附了，这事儿没什么好洗的。可我想说的是，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一道复杂的选择题。
徐郙生于1836年，死于1907年。他活着的这七十一年，正是大清王朝从苟延残喘到彻底崩盘的全过程。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军权、没有地盘、没有背景的读书人，除了在权力中心小心翼翼地跳舞，他还能怎么活？
嘉定南大街22号到26号，曾经是徐郙的状元府，五进院落，楠木庭柱四根。1996年冬天，老城改造，推土机一响，什么都没了。现在那儿是一排新式楼房，马路拓宽了，两边种着树，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找不着。
同治元年状元是嘉定人徐郙，他的官做得不小，拜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可一个连故居都保不住的人，一个死了连谥号都没捞着的人，一个被后世媒体反复鞭尸的人他那一辈子处心积虑爬上去的高位，到头来又值几个钱？
你说，这账该怎么算？
信息来源： 参考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官网“嘉定三状元”专题介绍（2019-08-06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