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王进喜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街头一些公共汽车因为缺油，车顶背着大煤气包。这个场面一直压在他心里。此前一年，他带队创下月进尺5009米的全国纪录，可站在那些汽车旁，他想到的不是荣誉，而是国家还缺油，石油工人还得加把劲。
所以，1960年3月25日，1205钻井队抵达大庆时，他下车便追问钻机、井位和当地纪录。吃住尚未安顿，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井场。那不是一时冲动。王进喜从玉门带来的，是多年钻井经验，更是一种清楚的判断：设备迟一天到位，油井就迟一天开钻。
麻烦很快摆到眼前。全套贝乌—40型钻机重约60吨，部件停在车站，现场缺吊车，也缺足够的运输车辆。荒原没有现成道路，寒风又紧。工人们看着一堆钢铁家伙，谁都明白，光着急没有用，机器不会自己走到井位。
王进喜先让大家把设备化整为零，再找来撬杠、滚杠和大绳。能滚的滚，能抬的抬，实在抬不动的，几十个人一齐拉。绳索压进棉衣，肩头很快红肿，手套磨破后，掌心直接贴着冰冷的钢件。队伍一步步往前挪，钻机也一点点离开车站。
这件事后来被概括为“人拉肩扛”，听起来只有四个字，落到现场却是对力气和配合的双重考验。哪个部件先走，滚杠怎样铺，转弯处如何换方向，都得有人盯着。王进喜既在前面使劲，也不停调整办法。靠着笨办法里的细安排，钻机终于运到萨55井场，井架随即在荒原上立了起来。
设备到了，水又成了难题。钻井离不开泥浆，配泥浆需要大量用水，可水管尚未接通，罐车也不够。附近水泡子封着冰，王进喜带人凿开冰面，用脸盆端、用水桶挑，前后运来50多吨水。做这些不是为了留下一个壮举，只是为了让钻机按时转起来。
4月14日，萨55井开钻。工人饿了啃几口冻硬的干粮，困了裹着羊皮袄眯一会儿。五天零四小时后，这口进尺1200米的生产井完钻。这个速度不只靠少睡觉、拼体力，1205队在玉门时已经是“钢铁钻井队”，王进喜懂设备，也懂怎样把人员和工序紧紧衔接起来。
第一口井打完，搬迁钻机时，一根钻杆从钻杆堆上滚落，砸伤了王进喜的右腿。他被送去治疗，却很快又拄着拐杖回到第二口井。因为新井位地层压力较高，他不放心只听别人转述，宁愿坐在现场看着钻机，也要随时掌握井下变化。
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钻至约700米时，2589井发生井喷。现场没有压井常用的重晶石粉，只能把水泥加入泥浆，提高泥浆密度。然而没有搅拌设备，水泥沉在池底，泥浆达不到要求。王进喜扔下拐杖跳进池中，用身体带动泥浆翻滚，其他工人随后跟上。经过连续奋战，井喷被压住，钻机和油井保住了。
“铁人”这个称呼由此越传越广。不过王进喜身上的“铁”，不只体现在紧要关头敢往前冲，他对钻井质量同样较真。有口井的井斜超过规定0.6度，虽然仍能使用，他还是组织人员背水泥把井填掉重打。在他看来，快不能拿质量来换，今天留下的毛病，日后总要有人承担。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带队不断刷新纪录。1958年，队伍月进尺达到5009米；1959年，年进尺达到7.1万米；到了大庆，又在艰苦条件下形成一套紧凑、严格的工作方法。王进喜不是只会拼力气的队长，他把经验、纪律和责任揉在了一起，才让一支普通钻井队有了钢铁般的执行力。
后来他担任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仍然常往井场跑。1966年，1205和1202两个钻井队双双实现年进尺超过10万米。职位变了，他关注的仍是钻机转得是否平稳、井打得是否合格、现场问题有没有真正解决，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一张报表。
长期奔波和高强度工作，使他的身体逐渐吃不消。1970年，他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同年11月15日，王进喜因病去世，终年47岁。这个年龄并不算长，可他留在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分量，远远超过了个人生命的长度。
今天再看那台靠人力挪到井场的钻机，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几十个人拉动了几十吨钢铁。更重要的是，在工具不足、条件不齐的时候，他们没有把“等一等”当成唯一答案，而是把大难题拆成一个个能够动手解决的小问题。
王进喜那副不知疲倦的模样，也因此有了更具体的分量。它是车站上的一根大绳，是冰面上凿开的一个水窟窿，是井喷时扔在池边的一副拐杖，也是对每一口井质量负责到底的那股认真。所谓铁人精神，落到日常里，就是事情来了不躲，办法不够就找，干完以后还要经得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