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汤恩伯下令长江防线守军撤退，第 4 军军长王作华大骂说：“汤司令前几天还在吹牛皮，说要和共军作战，今天突然让撤离，这是准备把部队都送掉吗？”

王作华是广东罗定人，黄埔军校二期炮科，后又在 “陆军大学” 第四期进修过，他既属于粤系所看重的人，又是蒋介石的 “天子门生”。

多重身份交织，让王作华身处极为微妙的处境。

早年，王作华依托粤军体系稳步晋升，在长期军旅生涯里积累大量基层指挥经验；黄埔出身的标签，又使他被南京高层视作可以信任拉拢的对象。

这种双重属性，让王作华得以执掌拥有厚重历史的第4军，只是这支北伐时期威震天下的 “铁军”，历经多次拆分、整编与兵员调换，到解放战争后期，早已不复往日声势，人员构成混杂，补给待遇时常不及嫡系部队。

1949年年初，王作华原先统领的第4军在战场遭到重创，主力基本被消灭，他依靠化装潜行才侥幸脱身，一路辗转回到南京。

在老蒋的授意下，南京很快着手重建第 4 军，再度任命王作华担任军长，划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麾下，调往镇江沿线布防，承担长江下游一段江防守备任务。

重建后的部队兵员多为临时征召与收容溃兵拼凑而成，训练水准参差不齐，装备配套也存在明显短板。

王作华心里十分清楚，依靠这样一支部队守住长江天险，难度极大。

渡江战役发起之前，国民党方面对外不断放出依托长江持久防御的论调，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向一线将领宣讲防御方案，宣称能够依托江防工事阻挡解放军南下。

不少前线军官依照部署修整阵地、调配兵力，做好迎击准备，王作华也按照指令，将麾下部队分散布置在江岸要点。可仅仅数日之后，局势急转直下。

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行动，千里长江防线多处被突破，国民党守军难以组织有效抵抗，战线迅速出现大面积松动。

眼看部队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巨大风险，汤恩伯在 4 月 22 日正式下达全线撤退指令，划分不同撤退方向，芜湖以东部队向杭州转移，芜湖以西部队撤往浙赣铁路沿线，试图收拢残兵，在后方重新构筑防线。

命令传到第4军军部时，王作华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懑。此前高层反复强调坚守江防，官兵投入大量精力构筑阵地，如今仓促下令后撤，既没有充足的转移预案，也没能安排可靠掩护力量。

一旦仓促撤离，沿江部队很容易在机动途中遭到追击，这也是王作华当众发出质疑的核心原因。

现实很快印证了王作华的担忧。撤退命令下达之后，整条战线秩序大乱，各部队争相向南移动，公路沿线拥堵不堪，指挥体系难以有效管控部队。

解放军渡江成功后，迅速调整部署，中、东突击集团同步展开追击，实施东西对进，意图合围从南京、镇江一带撤出的国民党主力。

奉命向南撤退的第4军，随同众多国民党败军一同涌向广德、郎溪一带，踏入解放军预设的合围区域。

4月29日，郎广围歼战进入尾声，第 4 军在泗安以北区域遭到包围，部队整体溃散。副军长李子亮、多名师级主官以及两万余名官兵被俘。

混战中，王作华选择隐匿在乡村民居之中，等到解放军部队离开村庄，拿出重金收买当地船只，一路逃至上海。

历经这次惨败，重建不久的第4军再度全军瓦解。

国民党长江防线的迅速崩塌，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政权军心涣散、战略判断接连失误。

王作华拥有黄埔学历与地方派系双重背景，熟悉战场实情，能够看清仓促撤退潜藏的巨大风险，却只能被动执行上级汤恩伯命令。一支又一支军队在混乱转移途中被分割消灭，曾经规模庞大的江防兵团，短短数天之内土崩瓦解。

在抵达上海之后，王作华短暂停留，眼见上海战局难以逆转，没有继续留在华东作战。

当年秋，王作华乘船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抵达台湾之后，王作华再也没有获得重要领兵职务，长期处于闲散状态，昔日手握兵权的中将军长，慢慢淡出军政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