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和张作霖把酒言欢，张宗昌让自己的几个姨太太作陪，喝了3斤白酒后，两人都有些喝高了，张作霖借着酒劲，说道："宗昌好福气啊，身边的每个女人都跟花一样漂亮，山东的风水就是养人啊。"

济南火车站，1932年9月3日傍晚。张宗昌刚走出站台没几步，郑继成从人群里冲出来，几枪把他撂倒在铁轨边上。这个开枪的人，是郑金声的侄子，后来过继给郑金声做了养子，而郑金声，正是五年前落在张宗昌手里没了命的人。

郑继成当场喊出的理由是为父报仇，报纸也是这么写的，社会舆论一边倒地同情他，南京那边还有人帮着说情，最后国民政府特赦了他。

看上去像一出干干净净的复仇戏，可细看之下，事情没那么简单，有资料提到，验尸报告显示致命伤更像是步枪子弹造成的，而郑继成用的是手枪；也有说法认为，韩复榘怕张宗昌东山再起，暗地里推了这一把。车站那天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枪手，谁开的最后一枪，到现在都说不清楚。

张宗昌走到这一步,其实早有伏笔。1928年北伐军打进山东，他的部队一哄而散，人先跑去大连，后来又去了日本，这一待就是三四年。表面上是流亡，实际上他一天都没闲着，一直托人联系旧部、走日方的门路，想着哪天能再杀回来。

1932年他真回国了,还接了韩复榘的邀请重回济南,摆明了是想借旧交情东山再起。正是这份不死心，让韩复榘这些人心里犯嘀咕，留着他，早晚是个隐患。车站那一枪,与其说是突然爆发的私仇,不如说是几年积怨加上现实忌惮,一起找上了他。

如果只讲到这里，张宗昌大概就是个死于仇杀的乱世军阀，没什么特别。可这个人身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从来不是他怎么死的，而是他活着时候那些段子，喝三斤白酒、拥一屋子姨太太、求雨不成扬言炮轰老天、张口"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姨太太有多少）。

这些说法流传得比正史还广，甚至还有一整本《效坤诗钞》被安在他名下,什么"什么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读起来又土又好笑。可较真去查会发现,这些诗压根找不到民国时期的可靠出处，倒是不少句子在清代的笑话和戏文里就已经出现过，后来被人一股脑扣到了张宗昌头上。

求雨这件事本身是真的，1925年山东大旱，他跟着地方官绅进庙求雨，还下令禁屠、封城门，闹得挺大，扬言炮轰天也确有其事，但当时的报纸里翻不出他真开炮的记录，"三声炮响、云散雨消"这种绘声绘色的说法，是后来一路添油加醋传出来的。

真正该被记住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好笑。他主政山东那两年多，把地方财政当成了军队的提款机，房捐、烟捐、盐捐、渔税，加起来几十种名目，田赋提前征收，还硬性摊派借款。

手头更紧的时候，他直接印了800万元的军用票逼着商民按面值收,可这票压根没什么信用,商号不敢不收，收了又换不回真金白银，不少人家因此被迫典当田产，甚至直接关门歇业。

他手下的部队东拼西凑，土匪、溃兵、白俄武装什么成分都有，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手底下到底有多少兵、多少钱，"三不知"这个绰号听着像笑话，背后其实是当时山东治理彻底失控的写照。

一个真实伤害过无数普通商户和百姓的人，最后却常常被几句真假难辨的打油诗和一场没打响的炮抢走了全部关注。这大概就是历史传播里最讽刺的地方，荒唐好记，苦难难传。

段子可以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那些被强征走的田赋、变成废纸的军票，还有军阀混战年代里普通人过不下去的日子，才是真正不该被这些段子盖过去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