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底，江西奉新县赤田镇石湖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里的一片山坡上，人们发现了很多可以辨识的墓碑，上面刻录了阵亡将士的籍贯、所属部队番号、军衔、姓名、战死时间，落款单位均为野战医院，落款时间为民国二十七年十月（1938年10月）。

人们调查发现，从这些可以辨识或者基本能够判断出来的情况看，墓葬主人大都为湖南籍战士。从墓碑的撰文顺序以及所涉内容来看，显然是经过统一设计后分别雕刻的，如“湖南浏阳人、陆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团第六连二等兵周松岳，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四日野战医院立”“湖南攸县人、陆军第十九师第二十三团机三连二等兵周庚生，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野战医院立”，等等。

有专家推论，被集体安葬在此的战士，或为在野战医院救治失败的伤兵。从立碑时间推断，战事应为1938年10月之前，而其时奉新当地并无战事。

老兵谢美田生活在宁乡县资福乡一个山清水秀的僻静村落里，战友们殉国后，曾被集体安葬在江西奉新县一个叫赤田镇石湖村的地方。当一场跨省媒体联动把这段尘封74年的历史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谢美田突然成为打开历史突破口的一个关键人物。

在谢美田的记忆中，自从16岁当兵起他就在高安一带作战，也到过奉新。作为七十军预备第九师三营九连九班的一名下士，他经历了无数次与日军交战。

“那些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应该是我的战友们。”谢美田说。

从其自述情况与史实核对的结果来看，谢美田与长眠在他乡的近百名湖南籍抗日将士确实应是同一时期的士兵。

“我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10多岁就跟着父亲去地主家打长工。”

谢美田说，17岁那年（1936年），他一个人来到益阳蔡婆港一户地主家打长工，负责种小菜、碾米、砍柴等杂活，但只做了两个月就被“抓夫”。

“那天我正在山上砍柴，突然来了几个保安兵，不由分说就将我带到了益阳市桃花仑曹应钦（口述音译）家里。”

谢美田说，曹应钦当时是保安团的团长，被保安团抓来的壮丁全都关押在他家。那里的房屋很高，没有窗户，每天由专人定时送来两餐饭。

在这里关了一个月后，我们听闻七十军前来“接兵”，原定征召的壮丁名额没有凑齐，便打算直接把我们这批人带去前线当兵。

“也不知坐了多久的火车，我们来到了他们位于江西高安的一处驻地，我被编入七十军预备第九师三营九连九班，正式成为一名士兵。”

经过简短的军事训练后，谢美田和同期被调往江西的湖南同乡一同投入战备与作战。

“因为白天日军飞机总会轮番轰炸阵地，我们所有的战壕都只能在夜间开挖。”谢美田说。等到与日军正面交锋时，他已经成了一名机枪手。“就是捷克式机枪，带两脚支架的那一种。”谢美田一边说，一边抬手比划机枪的外形。

“那个时候，鬼子的枪械火力很猛，扣动扳机就是‘突突突突’一阵扫射，几十发子弹接连飞来；而我们手里用的都是‘汉阳棒棒’（汉阳造老式步枪），枪栓都格外难拉动，而且一次只能装填一发子弹，在战场上十分被动。”

谢美田亲眼见过许多战友，就在低头装填子弹的间隙，被日军的连发子弹击中牺牲。

开挖壕沟之余，谢美田还要轮值站岗放哨。“一夜要换四次岗，每次两人一组，值守两个小时。”

战壕修筑完成后，面对日军的进攻，谢美田所在部队拥有了更多机动空间。“敌人从哪个方向袭来，我们就朝着哪个方向还击，全程都在战壕内部移动，绝不暴露在地面之上，一旦露头就会成为活靶子。”

有一次，谢美田所在的排一共16人参战，最后只有他一人幸存。

“一些刚补充过来的新兵越打越慌乱，以为几个人扎堆聚集就能更安全，没想到敌人一颗枪榴弹投过来，挤在一起的六个人当场全部被炸死。”

讲到这里，谢美田的眼角泛起泪光，“我当时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眼睁睁看着几位战友被炸身亡。”

谢美田回忆，他所在的部队长期在高安、吉安、修水等赣西北区域阻击日军。时隔七十余年，很多战斗细节在谢美田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但军长李觉、师长王振桃，还有十九师师长唐伯寅这几位将领的名字，他始终记得清清楚楚。

作为机枪手，谢美田曾经连续数日坚守阵地阻击日军，最短也会鏖战好几个小时。

“白天不能生火做饭，战士们的口粮只能依靠空投补给，一天往往只有一两餐。”谢美田介绍，“阵地也并不固定，一年之内要多次换防，奉新周边大部分地界，我们都驻防过。”

谈及奉新县新发现的这片湖南籍抗战将士墓群，谢美田坦言，当年战事极度惨烈，部队兵员大多从湖南补充，如果条件允许，他很想去祭拜这些长眠异乡的同乡战友。

抗战胜利后，谢美田辗转去往福建，在当地娶妻成家，后又返回湖南。谢美田一生前后一共养育了13名子女。

谢美田老人于2013年3月14日去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