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学生魏巍被“囚禁”在日本16年后，终于执行死刑。更出人意料的是，在临刑之前，魏巍只留下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遗书”。而国人在知道这一消息之后，纷纷拍手叫好：“该杀！”

一个“悔”字，写在纸上很轻，落在四条人命面前却重得没人愿意替他辩解。

2019 年 12 月 26 日，多年前制造恶性命案的中国籍罪犯魏巍，在福冈拘留所内被依法执行死刑。当魏巍伏法的消息传回国内，网络上几乎听不到任何同情，大众的态度十分鲜明，纷纷说道：“该杀。””

时光回溯至2003年6月20日，彼时，一起案件悄然发生。这一特定时刻，自此成为这起案件铭刻于时间长河中的关键坐标。

身在日本求学的王亮和杨宁，整日逃课、沉溺上网，持续的懈怠致使二人被校方开除。没有了经济来源，两人不敢向家里开口，便盘算着入室抢劫，弄到钱后买机票回国。

二人成功说服魏巍携手行动。他们预先进行实地勘察，详尽摸清情况，经过一番考量，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松本一家。对三人而言，松本家财力可观、有机可乘，加之户主常年深夜在外工作，家中仅孤儿寡母留守，防备薄弱，完美契合他们的作案需求。

深夜，三人带着工具潜入屋内，翻找现金时，11岁的男孩龙伍突然醒来，发现了他们。事情一旦败露，三人就可能被日本警方抓捕。贪念与恐慌交织裹挟，让一场原本只为求财的入室盗窃，彻底失控、演变成惨烈的灭门悲剧。

他们先控制住两个孩子，又杀害了8岁的女儿星奈。随后，刚洗完澡的母亲也没能逃过一劫。男主人松本真二郎深夜归家，刚踏入家门，尚未来得及更换鞋袜，便骤然遭遇袭击。短短几个小时，一个四口之家全部遇害。

为了毁掉证据，三人把遗体装进车里，运到博多湾，用绳索、铁丝、手铐和哑铃等重物绑住，再沉入海中。

几千块钱，换来四条人命和一个家庭的破碎。这种反差，也正是这起案件多年后仍让人愤怒的原因。

案发之后，松本一家的遗体被人发现。情况紧急，警方不敢有丝毫懈怠，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争分夺秒地探寻案件背后的真相。身陷囹圄的王亮希望凭借立功争取宽大处理，随即供出杨宁的藏身线索，警方循线追查，在辽宁一间宾馆将杨宁捉拿归案。

魏巍的审判却拖了整整16年。他始终辩称自己只是从犯，并不断上诉。日本司法对死刑极其谨慎，法务大臣是否签署执行令，也往往要经过漫长权衡。直到2019年，新任法务大臣森雅子签署执行令，这场拖延多年的审判才走到终点。

临赴刑场之际，魏巍怀着复杂的心情，郑重地给远在国内的父母寄去了一封信，那信笺承载着他未说出口的千言万语。信中并无半句冗长的申辩，一纸素笺之上，唯有一个端端正正的 “悔” 字，道尽所有心绪。

他曾向监狱管理人员哭诉，自己家境曾经不错，父母送他出国是希望他开阔眼界，没想到他却被贪念和所谓的“兄弟义气”拖进深渊。

他从小零花钱充足，身边围着一群看重他钱包的人。逃课、打架在他眼里不算大事，老师找上门，父母也常用“男孩子调皮点没关系”搪塞过去。

初中阶段，他学业表现欠佳，成绩处于下游。不仅如此，他还因参与打架斗殴这类严重违纪行为，最终被学校予以劝退处理。父母曾把希望寄托在部队，想让纪律管住他，可两年退伍后，他依旧不愿接受约束。

到了日本，语言没学好，学业也被丢在一边。等到父母工厂破产，生活费减少，他无法接受从宽裕到拮据的落差，最终把“没钱”变成了犯罪借口。

有人曾拿这起案件与江歌案比较，疑惑为什么陈世峰获刑20年，而魏巍被判死刑。两案不能只看国籍和判决结果，更要看主观恶性与犯罪后果：这是有预谋的入户盗窃，为了灭口连续杀害一家四口，连两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也没有放过。这般恶劣行径，触碰的是现代社会法治体系当中不容逾越的清晰底线。

那个“悔”字，也许是真心，也许只是临刑前的恐惧。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换不回松本一家的生命，更抚平不了受害者亲属16年的痛苦。

出国不是逃避管教的出口，朋友也不是替罪的挡箭牌。一个人如果只接受物质满足，却没有学会敬畏规则、承担后果，迟早会为放纵付出代价；而有些代价一旦落下，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信源：（环球网——一名中国人在日本被执行死刑，16年前曾在福冈杀害一家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