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名受伤小红军，藏在山洞，谁料，被当地民团堵住。民团头子嘿嘿冷笑，从红军身上搜出3块大洋，装进自己兜里，又举刀向小红军头上砍去。
 
 
1934年11月，重庆秀山县车田村的山路上，四个红军战士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个年轻人，右脚踝骨被子弹打穿，骨头碎了几块，血把稻草都染红了。
 
 
他们挨家敲门求收留，没一户敢应。最后敲开裁缝李木富家的门，两个战士扑通跪下。
 
 
李木富是个土家族农民，靠缝补过活，日子紧巴巴的。
 
 
他看了一眼担架上那个跟自己孩子差不多大的伤员，咬咬牙说：“你们跟我来。”
 
 
他把人带到屋后山壁上一处岩洞，洞深十来米，洞口长满荆棘和竹子，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战士们把伤员安顿好，掏出仅有的三块大洋和一点干粮放在他身边，匆匆走了。
 
 
李木富回家烧了热水，绕小路摸到洞里。
 
 
伤员醒了，握着他的手说：“大哥，谢谢你救我，我叫段苏权。”李木富一边拿热水给他擦伤口，一边说：“我叫李木富。这几天我趁晚上来看你，白天民团巡逻，你千万别出声。”
 
 
段苏权的脚踝伤口化脓，骨头碎了，再不治怕保不住命。
 
 
可消息还是走漏了。一天清早，民团找上门。团丁们常找李木富缝衣服，都认得他。
 
 
民团头子一脚把他踹倒，骂：“你身上的血是不是红军的！不说老子杀你全家！”李木富被逼着带路，把人领到山洞前。
 
 
团丁冲进去，扒了段苏权的军装，搜出三块大洋和一颗子弹，大洋揣进头子兜里。
 
 
头子抡起大刀，举过头顶。段苏权闭上了眼。
 
 
就在刀要落下时，李木富冲上去，叫着那个头目的名字，说：“莫去杀他，他脚杆是被打断了的，你杀他做哪样嘛！”团丁没搭理，还要动手。
 
 
李木富又喊：“莫杀，莫杀！”他挡在段苏权前面，接着说：“老总，他是一个快要死了的废人，你们就免他一枪吧，何苦要背上一条人命的债呢！图了财就行啦，莫害人家性命！他也活不长啦，你们就可怜可怜他吧！”
 
 
湘西老一辈信鬼神，尤其忌讳冤死人的事。李木富又补了一句：“拿了他的东西就是了，得了东西，救人一命，也给自己积点阴德嘛。”
 
 
民团头子犹豫了一下，瞪了段苏权一眼，吆喝一声，带人下了山。
 
 
人走了，李木富把段苏权扶进更隐蔽的后山山洞，和妻子杨桂花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当褥子，找来棉被。
 
 
他说：“红军兄弟，你就放心在这养伤，我们早晚给你送吃喝来，有我们的就有你的。”
 
 
段苏权脚上一直化脓，李木富找熟识的医生苏玉来看，苏玉用煮过的竹片刮掉脓，拿冷盐开水冲洗，撒上中草药粉。
 
 
李木富白天出去缝衣服，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洞里送饭送药，家里只有红薯和苞谷，熬成稀饭端过去。
 
 
过了一个多月，段苏权伤慢慢好起来，脚上口子愈合了，但脚还是落不了地。
 
 
他不愿再拖累李木富，说要去找部队。李木富让邻居木匠苏仕华帮忙做了副拐杖。
 
 
临走那天，段苏权拄着拐杖告别。他沿路乞讨，打听着部队消息，脚伤又恶化，走不动就改成“坐讨”，辗转回到湖南茶陵老家。
 
 
休养半年多，他重新出发北上，1937年9月到太原向老首长任弼时报告归队。
 
 
1955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3年，已经从军事学院政委岗位退下来的段苏权回到秀山，在当地干部陪同下挨个山洞找，没找到当年养伤的地方，也没打听到李木富下落。
 
 
他回京后，李木富才从别人嘴里听说当年的伤员回来找过自己，便让儿子给县里写了封信，秀山县党史部门核实后弄清了原委。
 
 
1984年，县政府给李木富送去一块匾，写着“红军的亲人”。
 
 
段苏权写了一封亲笔信，信里说：“人民的恩情是报答不尽的。”他还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寄来，分给当年帮过他的人。
 
 
段苏权托人问李木富有什么困难，老人什么也不要，只提了一个要求——在村前车田河上给乡亲们架一座桥。
 
 
段苏权自己掏钱，村民们出力气，一座水泥桥建了起来，当地人管它叫“红军桥”。
 
 
当年段苏权藏身的那个山洞，也被叫做“红军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