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南京城里的法国梧桐刚抽新芽，保密局总部给南京站发来一道密令：把掌握地下电台最多的报务组组长干掉，理由是"防止投共"。


这位报务组组长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己人。总部杀他的理由倒也"充分"知道的太多，万一落到共产党手里，整个南京乃至苏沪地区的电讯网络将暴露无遗。


张组长大概也嗅到了风声。据当时南京站内部流传的说法，他曾试图向站长解释，说自己跟了十几年，绝无贰心。


三天后，张组长的尸体被发现在玄武湖西北角的一处芦苇丛里，身中数弹，手里还攥着半包没抽完的三炮台香烟。


杀张只是序幕。真正的目标，是那些藏在南京城各个角落里的中共地下电台。


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表面上是铁板一块，实则暗流涌动。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淮海战役局势急转，南京的地下工作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领导下的情报系统，在此前后建立了至少七部秘密电台，分散在城南城北多个据点。


这些电台功率不大，天线伪装成普通收音机的天线，或者干脆藏在阁楼里，靠一根细铜丝引出窗外。发报时间固定在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


电波穿越长江，飞向苏北解放区，带去南京政府的军事部署、人事变动、甚至蒋介石的行踪。


其中一部电台设在城南中华路附近的一家绸缎庄二楼。老板是苏北人，四十来岁，见人一脸笑，账算得精，没人怀疑他阁楼上那台"收音机"会在夜里发出嘀嘀嗒嗒的声响。


另一部藏在鼓楼区一位小学教师家里，教师妻子早逝，独自带着两个孩子，邻居只道他晚上备课晚，谁也没想到他是在抄录电文。


这些报务员和情报员，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的刚从大学出来，有的则是职业革命者。他们并非不知道危险。


1948年秋，上海地下电台连续被破坏，报务员李白被捕后遭酷刑，消息传到南京，众人沉默良久，第二天照旧开机。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精锐尽丧。保密局加强了电讯侦测，从美国运来的新式测向仪在南京各处扫描。


这种仪器能捕捉方圆数公里内的发报信号，精度达到百米以内。特务们开着吉普车满城转，天线像根鱼竿似的支棱着，走到哪儿扫到哪儿。


2月中旬，第一部电台暴露。那是位于夫子庙附近的一处民宅，报务员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化名"小凤"，真实姓名已不可考。


她发报时习惯把窗帘拉严，但天线引出的铜丝被对面茶馆里的特务用望远镜捕捉到。特务没有立即动手，而是连续跟踪了三天，摸清了她的活动规律和接头人。


抓捕定在2月18日夜。特务们破门而入时，小凤正在发一份关于江防部署的长电。她反应极快，一把扯下耳机，将预先准备好的硝酸泼在发报机上。


火苗蹿起，特务们猝不及防，小凤趁机将密码纸塞进嘴里。等特务扑上来时，她已经被浓烟呛得咳嗽不止，嘴角还挂着纸屑。


小凤没有当场死。她被押到保密局南京站的刑讯室，连续审了三天。据后来一位被策反的看守透露，特务们用上了电刑，但她始终没开口。


第四天夜里，她被秘密处决，尸体埋在雨花台附近的一处荒地里。一同被埋的，还有她发报机烧剩的残骸。


小凤的牺牲没有让其他电台停工。相反，剩余的电台调整了发报时间和频率，缩短单次发报时长，增加转移频率。


一位幸存的老报务员后来回忆："那时候都知道危险，但渡江战役在即，江防情报一天都不能断。我们停一天，前线的同志可能就要多死几百人。"


保密局的侦测也在升级。3月初，他们通过测向仪锁定了两部电台的大致方位，分别在城南和城北。


但具体位置始终无法确定中共地下组织采用了"蜂群"战术，一部主台配两到三部流动分台，主台发报时分台同时发出干扰信号，让测向仪难以精确定位。


僵局持续到3月中旬。保密局从台湾调来了一位电讯专家，姓陈，据说是戴笠时期的老人，擅长从干扰信号中甄别主频。


此人到了南京，连续熬了七个晚上，终于从杂乱的电波中锁定了那部设在鼓楼小学教师家中的主台。


3月21日凌晨，特务包围了那栋两层小楼。教师早有准备，听到楼下异动，立即将密码本和未发出的电文塞进灶台。


特务冲上楼时，他正坐在床边给孩子掖被角。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五岁，被惊醒后哭作一团。


教师被带走时，回头看了眼孩子，说了句"爸去去就回"。到4月初，南京的七部地下电台已有四部被破坏，十余人被捕，其中六人确认牺牲。但电波并未中断。


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南京的地下电台进入最繁忙的阶段，几乎每夜都要发报，将南京政府的撤退部署、物资转移路线、甚至特务潜伏名单传往江北。


保密局的侦测也到了疯狂的地步，毛人凤下令"宁可错杀，不可漏网"，南京城内白色恐怖达到顶点。


4月23日，南京解放。最后三部电台中的两部坚持发报到22日夜，其中长江路那部在23日凌晨还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文，只有四个字："天亮了。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