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9）1937年凇沪会战，我军转移阵地后，日军增派一〇二、一〇七、一一四、一一六师团各一个旅团，另有台湾驻屯军、伪军驰援上海，敌军总兵力突破二十万。

此时我（陈诚）奉命改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全权统筹淞沪战场全局作战。深知淞沪会战不仅是长期抗战的根基，更是扭转国际舆论的关键，于是重新拟定进攻计划，坚守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

十月十九日夜，我督令各部发起反攻，恰逢日军主力同步向我方阵地猛攻，双方爆发大规模遭遇战。

鏖战三昼夜，两军伤亡均极为惨重。广西增援部队受运输条件限制，未能按时集结，对战局造成极大影响。

十一月初，日军后续兵力持续增加，苏州河南岸防线岌岌可危。就在此时，日军第六、第十八师团于杭州湾登陆。为掩护全军侧后安全，我调遣部队前往阻击，但日军战机持续侦察轰炸，我方部队行军受阻，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双双失守。

淞沪前线国军就此陷入日军大包围圈，苏州河南岸颓势已无法挽回。为长久抗战考量，唯有迅速全线后撤，重新构筑防线，于是下达全军撤退命令。

日军于杭州湾登陆当日，委员长致电询问对策：“如何处置？”我回复：“应当立刻收缩战线，苏州河一线部队迅速转移至武进预设国防工事坚守。”

委员长斟酌半小时后批准该方案，可恰逢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为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委员长下令全军再坚守三日。

待到十一月八日启动撤退，部队建制已然混乱，作战命令难以传达。当夜日军突入胡宗南第一军指挥部，官兵死伤无数。

九日拂晓，胡宗南徒步抵达昆山，我命其收拢溃散官兵。薛伯陵（岳）的总指挥部同样遭日军突袭，薛岳泅水横渡三条河道，体力透支险些遇难，幸而抓住浮木得以脱险。

孙元良、桂永清等将领先后撤至昆山，我当即下令孙元良守卫民山铁桥，前敌总司令部人员乘船撤往宜兴。我仅带少数参谋官佐分赴各交通要道，传令各部队长官前往指定区域收拢部队休整待命，自身坐镇昆山一处宝塔统筹调度。三日后，我换乘小艇绕道返回苏州，前线溃败局面才逐步稳定。

十一月九日，我军确定全线撤退方案：右翼兵团退守乍浦、嘉兴现成国防工事，中央兵团转进青浦、白鹤防线；但时间仓促，部队管控困难，日军战机沿路轰炸、沿途桥梁损毁，大军拥堵道路，秩序大乱，左翼与中央兵团之间出现巨大防线缺口。

十一日，青浦、白鹤防线被日军攻破，左翼各部向吴县、福山预设防线后撤。原计划右翼乍嘉防线、左翼吴福防线依托永久工事持久防御，不料嘉兴、福山接连失守，日军意图迂回包抄吴福防线后方，全军只能继续向无锡、江阴防线转移。

十一月二十六日，锡澄防线被迫放弃，一部分部队沿京沪铁路撤往常州，主力向浙江、安徽、江西交界山区转移。江阴要塞自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与日军血战五日，最终因弹尽援绝陷落。

放弃锡澄防线后，我方调派三十六师、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五十一师、五十八师，第六十六军以及刚抵达的第十军防守南京。

委员长召我返回南京，征询南京防御方略，我率先询问是否由我负责守城。委员长答复：不用。我再问守城主将人选，委员长告知：唐生智主动请缨承担防务。我表明立场：若命我守城，我绝对服从；若另有人选，我有几点意见当面陈述。

我认为日军虽在战术层面取胜，战略上已然失算。当下最优策略是全军迅速脱离正面战场，撤往皖南山区，仅以南京作为前沿警戒阵地，贯彻持久抗战核心思路。

委员长令我与何敬之（应钦）、白健生（崇禧）、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共同商议，众人一致认为南京孤城孤立，缺乏现代化要塞防御设施，难以长期坚守。

我们先后六次向委员长陈情，委员长最终应允，命我赶赴皖南部署后方防线。
我离开南京后，唐生智以南京为首都，不可轻易放弃为由，请求增调精锐部队死守城池。

十二月四日，日军主力沿京芜公路攻占秣陵关，另一路沿京杭国道占领句容；八日南京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十三日南京沦陷。守城部队三面受敌，北面长江阻断退路，伤亡之惨重，为八年抗战之首。

以上即为淞沪会战完整作战经过。战事期间，我多次成为日军飞机重点轰炸目标，有一段惊险经历，附记于文末。

……大军全线撤退时，我派乔乃迁前往宣城城外搭建临时指挥部。他图一时便利，将司令部设在城外鳌峰农场。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抵达宣城，见驻地布置妥当，便进驻此处。次日清晨，俞樵峰（飞鹏）等人前来议事，敌机环绕城区持续轰炸，城内多处起火。下午敌机再度来袭，集中向鳌峰农场投放炸弹，司令部人员劝我暂时躲避，我并未挪动。转瞬一枚炸弹落在大门前，轰然巨响，碎石尘土四处飞溅，幕僚毛侃、陈宝仓二人重伤，三名士兵当场牺牲。

我浑身落满尘土，虽侥幸脱险，险情仅差分毫。其余众人惊魂未定、神色呆滞，我宽慰众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众人这才陆续撤离。

日军专门针对我方指挥官空袭，大抵皆有汉奸暗中通风报信，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