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2岁的罗定县委书记郭荣昌正在田埂上和技术员核对渡槽方案，被骑自行车跑了20里地的干事追上，带来了省里的调令：调任他为广东省委书记。

郭荣昌接过那张皱巴巴的调令，手上有泥，裤腿挽到膝盖，鞋帮子还沾着罗定红泥。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回头问技术员：“长岗坡这一段坡度到底定多少？你先记着，我回来再定。”技术员说“书记你先去省里吧”，他才把卷尺递过去，骑上那辆干事留下的自行车往县委走。一路上他没想“升官”，想的是渡槽若按原方案，金银河水库的粉质土坝体防渗兜不住，罗定“十年九旱”还得继续旱下去。

他不是空降下来的关系户。1933年生，潮阳人，早年南方大学毕业，1951年后扎进广宁、四会土改，从区文教助理、公社书记、四会县委副书记一路熬上来，1968年坐到罗定县委书记位子上。罗定那地方“九山半水半分田”，年财政收入900万出头，老百姓以前叫它“饿定”。他干了件笨事：带着技术员把全县山头沟壑走了一遍，1973年前后敲定长岗坡渡槽构想——引金银河水过山，5200米人工天河，预算超2000万，县里掏不出，他就定规矩“书记每年下工地不少于100天”，自己先住进工棚，和群众肩挑人扛，用178公斤废稿纸换出一套省下300吨钢材的渡槽结构。

1975年春天邓小平复出主持整顿，各地派性缠身、领导班子空转，上面要找“无辫子可抓、肯干活、懂农业”的基层年轻干部。广东省委在地委书记圈里推了三个候选：文昌县委书记、遂溪县委书记、罗定郭荣昌。郭荣昌自己晚年回忆，事先没任何人找他谈话，调令到了才知道入选，同事后来叫他“和尚头”——年轻、没历史包袱、造反派抓不住把柄。

当时的“省委书记”也不是今天的省委书记。那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下面分设多名书记，分管农业、文教、宣传等线口，职级约等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或常委。郭荣昌去了先协助张根生抓农业，后头雍文涛肠出血住院，宣教这条最敏感的线口甩给他，造反派天天盯着找茬，他靠“没辫子”顶了上去。华农大差点被闹着搬去农村，他用“经费紧”把事拖住，学校没搬成。

他心里惦记的还是罗定那截没核完的渡槽。1976年11月长岗坡正式动工，他已身在省里，仍来回跑工地；1981年1月通水，罗定几十万亩田改成旱涝保收，55万城乡人口吃上稳定水，这座渡槽后来被人叫“南国红旗渠”。 一个县委书记被自行车追着送调令，调令纸轻，背后是七年泥水里泡出来的政绩，不是运气。

风评里也有刺。有人说42岁坐“直升飞机”，跳过地委两级，广东官场私下议论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动去中央党校脱产七个月，回来跟人讲“理论水平和地市经验确实不够”，后来又主动兼肇庆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把地这一级补回来。从省委书记到省政协主席，他干到2008年离世，临终前还问农村孩子上大学的事。

这事放今天看稀奇，放1975年却是那条“整顿逻辑”的标本：派性干部不能用，论资排辈转不动，就到县里找肯脱鞋下田的人。郭荣昌被找到，不是因为他会来事，是因为田埂上真能看见他弯腰量坡度的背影。渡槽通水那年他48岁，罗定老乡未必记得他当过什么省委书记，但都记得“那个赤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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