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一出，评论区直接沸腾了，点赞的、叫好的、说早该这么办的，铺天盖地。

说到底，大家不是不想做好事，是被讹怕了，你走在路上看见一个老人摔倒了，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可能不是赶紧冲上去扶，而是先看看周围有没有摄像头，这种犹豫，这种本能的后退，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时间拉回2006年，南京彭宇案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坎，26岁的彭宇看见64岁的徐老太摔倒在地，出于善意上前搀扶，还和路人一起把人送到医院，自己垫了200块钱医药费。

结果这份好心换来的是一纸诉状，老人和家属一口咬定就是他撞的，索赔13万多。法院判了彭宇承担四成责任，赔了四万五千多块。“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每一个有心行善的人心里。

从那以后，类似的事儿就没断过，2025年9月，湖南常德桃源县的尹先生骑着摩托车带发烧的孩子去医院，路上看见一个老人骑自行车摔倒在地，自行车压在老人腿上。尹先生压根没多想，停下车把自行车扶起来，又把老人扶好，确认老人没大事、周围也有人帮忙，才继续带孩子去看病。

可他万万没想到，孩子的病还没看完，交警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他被人指控肇事逃逸。紧接着老人家属也打来电话，态度强硬得很，开口就要3万块钱，还威胁他无证驾驶，不赔钱就送他去坐牢。尹先生当场就懵了，自己明明是救人，怎么就成了肇事者。

更让人无奈的是，事发路口刚好是监控盲区，为了洗清冤屈，尹先生放下手头所有事，拉着亲戚朋友把周边二十多个摄像头挨个排查，整整忙了十几天，才在五十米外一个居民楼的楼道里找到关键监控。

视频拍得清清楚楚，老人是路面湿滑自己摔倒的，两分钟后尹先生才骑车经过。铁证如山，可事情的结局却让人心里堵得慌，老人家属就轻飘飘说了句“对不起”，尹先生这十几天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压力，全都没有下文。

2025年2月，山东临沂的王先生扶了一位骑车摔倒的老人，同样被家属诬陷成肇事者，2024年5月，上海一位公交司机看到老人下车后摔倒，赶紧下车去扶，结果老人拉住他不让走，幸好现场好多人作证，最后报警才弄清楚是老人醉酒摔倒。

还有2026年2月，福建莆田两个初中女生扶起骑自行车摔倒的老人，反被家属索赔22万，其中20万是精神损失费。交警认定这是一起无接触事故，老人负主责，女生因未满16周岁骑电动车承担次责。最后老人一方撤了诉，可两个女生的心理阴影已经留下了。

有机构做过统计，在149起扶人纠纷里，有84起是被救助者恶意诬陷好心人，可这84起里，最终受到处罚的讹诈者只有1起，还因为年龄问题没执行拘留。绝大多数时候，讹人者不用举证、不用担责，一句轻飘飘的“误会”就能脱身。

反观好心帮扶的人，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自证清白，承受身边人的误解和指责，甚至被迫赔钱了事。这种近乎为零的违法成本，就是在变相鼓励人动歪心思。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叫好，因为它精准戳中了问题的要害，我国民事诉讼法一直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老人声称被撞了，要索赔，那就该拿出监控、证人、伤情鉴定这些证据。

可现实中这条原则屡屡被扭曲，往往是老人一句话，举证责任就莫名其妙地转到了帮扶者身上。再加上街头监控缺失、视角盲区这些问题，自证清白难上加难。

而刑法第274条对敲诈勒索有明确界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胁迫他人索要财物，就构成犯罪。那些没有任何依据就张口几万几十万索赔、靠闹事施压逼人掏钱的行为，本质上就是敲诈。李玫瑾的建议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既有法理支撑，也切中了现实漏洞。

很多人会问，民法典不是有“好人条款”吗，紧急救助不用担责，可这条规定在实际生活中覆盖范围有限，解决不了被诬告后的举证困境。法律保护的是紧急救助行为本身，可一旦对方咬定是你撞的，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从救助变成了侵权纠纷，你得自己证明没侵权。这个举证的过程，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把举证责任还给索赔方，谁主张谁举证，拿不出证据就是恶意讹诈。够不上判刑的，绝不放过，直接高额罚款，不要象征性罚几百块走流程，要罚到心存敬畏，罚到不敢再打善良人的主意。

年龄大不是免死金牌，弱势不是讹人的理由，一次次对无据讹诈的宽容，就是一次次寒好人的心。扶起倒地的人，本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本能，是传承千年的传统美德。可一次次的恶意讹诈，慢慢磨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让善意变得小心翼翼。

只有让讹诈者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让好心人不用再担惊受怕，这个社会才敢放心大胆地伸出手去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