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乘车去剿匪，途中听说参谋出发前打了电话，感觉不对劲，下令原路返回。第二天，侦察科长说：“幸亏昨天回来了，有一股土匪在半路上埋伏，要对你动手！”
 
 
1950年夏天，湖北恩施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军绿色吉普车正颠簸着往前开。车斗里的钢板被坑洼路面震得哐当作响，像随时要散架。
 
 
车上坐的是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此行的目的地是来凤县，那是整个恩施匪祸最厉害的地方。
 
 
后座上的王定烈本来闭着眼在养神，脑子里盘算着到了来凤之后怎么部署兵力，把盘踞在那里的几股土匪一举端掉。
 
 
恩施这地方，山高路窄，峡谷沟壑连着石灰岩溶洞，连片密林给土匪编了一张天然的保护网。建国后不到一年，光是在恩施工作的同志就被土匪杀害了七十多人。
 
 
来凤县一个多月里，三百多户人家的财物被抢，十二座粮仓遭了洗劫，区公所都被人烧了好几回。老百姓的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王定烈到恩施军分区上任还不到三个月。他是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老红军，1933年就参加了工农红军。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他跟着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那仗打得惨烈。高台一战，敌人的骑兵一刀朝他头顶劈下来，战友开枪才把他救下，可他自己的腰上也中了弹，子弹打穿了左肾卡在脊骨附近，当场人就昏死过去。
 
 
半夜醒来的时候，身边只剩下战友的遗体，部队已经打散了，两条腿麻得站都站不起来。他就靠两只胳膊拖着身子一寸一寸往山下爬，衣服被山上的荆棘划得全是血口子。
 
 
那颗子弹后来一直留在他身体里，跟了他十六年才取出来。
 
 
这样的经历，让王定烈对危险有着一种几乎本能的直觉。
 
 
车在山路上开了大概一半，王定烈忽然睁开眼，问了一句话：“咱们今天去来凤的事，告诉来凤县大队了吗？”
 
 
坐在车里的参谋尤连富回答：“昨天就用电话通知了。”
 
 
王定烈一听这话，脸色当场就变了。他二话没说，直接下令：“马上掉头，原路返回！”
 
 
开车的耿延明和旁边的尤连富都愣住了。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完全不明白司令员为什么突然要回去。可他们知道王定烈的脾气，司令员从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耿延明一脚刹车，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猛地停住，调转车头往回开。
 
 
回到军分区之后，王定烈把两人叫进屋，才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恩施到各县之间的电话线，架的都是路边的明线。
 
 
那些土匪队伍里混着不少国民党旧部的通信兵和报务员，这帮人有专业的监听设备和本事，随便找根线往电线杆上一搭，就能把电话里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参谋那通电话，把司令员几点到、走哪条路、带了多少人全交代了出去。这等于给土匪画好了一张现成的伏击地图。
 
 
尤连富和耿延明站在原地，后背的冷汗刷一下就下来了。要不是司令员反应快，他们三个人今天恐怕都得交代在来凤县的路上。
 
 
第二天一早，侦察科长急匆匆跑来汇报：“昨天幸亏回来了，有一股土匪在半路上埋伏，要对你动手！”
 
 
土匪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恩施往来凤的公路沿线设了伏击圈，人数超过两百。王定烈身边就带了两个人一辆车，真要是闯进去，根本没得打。
 
 
可王定烈听完这个消息，并没有慌张。他反倒从这件事里看到了一个机会。
 
 
土匪能监听电话，那就让他们听。王定烈重新召集人开会，这一次所有的兵力部署都是口头传达，一个字都不往电话里说。
 
 
同时，他故意让参谋在明线电话里放出一条假消息，说解放军在来凤县的西南方向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是整个包围圈上的一个缺口。
 
 
土匪一向迷信偷听来的情报，得到消息之后判断解放军会三面合围，只有西南方向能钻出去，于是选择了往那边突围。可他们不知道，王定烈早就在西南方向布好了口袋阵。
 
 
土匪刚一露头，就被迎头一击。来凤县那个臭名昭著的匪首向受伯，也在混战当中被活捉，1950年12月公审处决。
 
 
这一仗打下来，恩施地区的匪患打开了局面。前前后后有一千二百多名匪徒主动自首。来凤县的百姓在1951年建军节那天，给部队送来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剿匪安民”四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