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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译者采用支谦译本却符合学衡派的传统。众所周知，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吴宓、汤用彤、陈寅恪都曾留学哈佛，梅、吴是白璧德的学生，汤、陈和俞大维则是著名印度学家、梵学泰斗查尔斯·兰曼的学生。汤用彤不是白璧德的入室嫡系弟子，但选修了白璧德的两门课程《浪漫主义研究》《比较文学》。白璧德当时在哈佛如日中天，他的佛教研究和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甚大。白璧德的佛教授业之师正是大名鼎鼎的兰曼教授，若论辈分，白璧德应是汤用彤的师叔。受白璧德从巴利文翻译《法句经》的影响（译本生前未出版），几位留学生也潜心研读汉传佛经，在课堂上将支谦译《法句经》译成英文进行对照。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意不在语文而在人文伦理思想。梅光迪致胡适书信：“近随白师研读东方古道德典籍，汉土最早佛偈《法句经》（支谦译），简约敛欲，正可矫正今世浪漫放纵之弊。”吴宓留学日记：午后，俞大维来，与寅恪、锡予（汤用彤）共谈印度佛教源流，取汉文古偈颂《法句经》共读，取魏晋旧译品析文辞义理，以比照白师（白璧德）讲义之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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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支谦译《法句经》是中国留学生所信赖的汉传佛教经典，他们从中发现佛陀的思想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有许多若合符节之处。而叶均翻译的巴利直译本《法句经》1978年才正式刊印，除非穿越，否则学衡派是无论如何也接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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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衡派早已成为陈迹，今日的学者也不必以学衡派传人自居，只守着支谦一个译本。今人自巴利文所译的《法句经》有很多种，阅读白璧德此书的人不妨可以拿来对照阅读，不难发现白璧德的翻译与佛教学者翻译有明显的不同。从佛经翻译的角度，白璧德的译本不具有学术权威性，但如果你是一位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研究者，那么这本书还非常有研读的价值，因为白璧德从佛陀身上找到了可以克服卢梭式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西方弊病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理解白璧德翻译法句经的用意，不妨先阅读本书中的论文《佛陀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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