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李玫瑾把“敲诈勒索”这把法律之剑推到了案发现场，这把剑能不能真砍到那些讹人要钱的头上？

2006年11月20日，南京的水西门，26岁的彭宇下公交，路上遇到一位老人摔倒，他二话不说上前帮忙，又送医院又垫付医药费。

可事后，老人拿着病历状告彭宇，说是他撞倒自己，还开了13万6的天价索赔。

2007年9月，南京鼓楼区法院说了句惊天动地的话：按常理分析，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会扶？判彭宇赔了将近五万元。

事实其实比传说复杂——警方接警时彭宇有过承认相撞的话，后来新闻二次发酵，说法出现偏差，但无论怎样，对于大众来说，“被误解”的并不只是彭宇本人。

那场官司的最大后遗症，就是让好心成了需要“自证清白”的高风险职业。

无论真假，那种怕被讹的恐惧埋在了中国人心里，成为后来“扶不起的老人”“不扶的是冷漠”两派互怼的源头。

真正的“故事型爆点”，要看2013年四川达州的“达州三童案”。

2013年6月15日正午，阳光把正南花园的小广场晒得滚烫，九岁的江志云和两个小伙伴正玩着游戏。

身后忽然传来一句：“小娃儿，把我扶起来一下嘛！”

孩子们回头，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他们赶紧跑过去搀，没想到老太太抓住孩子的胳膊死不松手，喊着“小孩把我撞倒了”。

医院检查是大腿粉碎骨折，老太太一家开口就要两万块医药费，各家分担，说要不赔钱就赖着不走。

司法所调解三家出资7500元，有的人拗不过，实在拗不过江家先掏了一千一百块，谁知老太太家属依然赖着。

事情引起小区轰动，家长拉横幅号召大家来作证，终于找到七个好心目击证人，一人一只手印。

2013年11月22日，警方通报：老太太系自己摔倒，蒋老太和其子龚某某构成敲诈勒索。

爆点就在处理结果，老太太被判行政拘留七天，但因年满七十不执行；儿子拘留十天，并处罚款500元。

2015年，三位孩子收到了正义人士颁发的五千元“委屈奖”，但另一头，社会的信任裂缝已经肉眼可见地扩大，这个案子成了那年春晚小品《扶不扶》的原型。

江妈妈事后有句话：“以后真的摔倒了，也许没人愿意把你扶起来了。”

这就是为啥李玫瑾会说：“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

真相是，连小学生都看得明白，象征式的处罚根本打不疼。

回头翻刑法，《刑法》第274条明明白白写着敲诈勒索可追刑责。

司法解释也很细：《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出来。

正常情况下，索赔金额2000—5000元算“数额较大”，够三年以下有期徒刑，3万—10万元是“巨大”，再拉高就是十年以上重刑。

对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还有“减半条款”：也就是说，只要讹人金额1000—2500元就能起诉。

但现实就是，比这多得多、案子都摆在法院桌子上，最后，老太太“年满70不执行”，儿子罚五百块——很显然，这样的惩戒根本不“痛”。

李玫瑾提议：刑责落实不了，就给他高额行政罚款！

不止如此，高额罚款还要配合其他“组合拳”——比如，民事追偿、信用惩戒，让讹人者颜面扫地、经济受损，再让社会把好人扶起来。

难就难在，现有的法律和操作落地，有很多“宽松条款”，年纪大、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条件差，最后让惩罚成了“走个形式”。

可对以讹诈为业的家庭来说，收益还能轻松超出惩罚，这种“空档”反而助长了“讹人”的胆气，高额罚款，就是要修补这种缺口，真正让违法者“肉疼一次记一辈子”。

再往后看，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自证”这条死胡同堵不死，就得从制度环节出手。

深圳2013年出台的《救助人权益保护条例》，专门规定无过错推定、救助人不举证，被救者举证，甚至还设诬告记录。

杭州2016年的文明条例也是，嫌疑人要回归证据链，该谁举证谁举证。

就连无锡2025年的草案都做到极致：不但奖励伸手救助的好人，还把追查诬陷的流程载入制度，由公安介入，既查刑事责任也查民事索赔、信用黑名单一并下来。

社会的共识很简单：谁说你撞的，谁得把证据拿出来；谁捏造事实，谁就担法律后果。

为什么要“罚到心疼”？道理直白得不能再直白：违法违规的成本太低，讹人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满七十周岁不拘留，顶多教训几句，实际得手数万，谁会心虚？这种“错位”的成本收益机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伸出手的人成了最倒霉的那一个。

刑事判罪一旦办不下来，地方就该用够分量的行政罚款兜底，把违法成本拉起来，再让民诉、信用惩戒、社会名誉多重夹击，把坏人惩到他们害怕、社会不再恐惧。

一个社会，如果连基本的互信都要靠拍视频自保，坏人的算盘根本打不完。

只有当“碰瓷”这事彻底变成赔不起的买卖，街头巷尾里的每一个摔倒，才有机会被真正的好心人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