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梁兴初被政委下令缉拿，还在暗室中遭到了酷刑折磨，罗荣桓怒道：“梁兴初能有什么问题，反倒是抓他的人来历不明，才有问题！”
1939年10月，罗荣桓赶到湖西时，事情已经拖不起了。
就在不久前，梁兴初还是带兵在敌后和日伪军周旋的指挥员，如今却被关了起来。更麻烦的是，他面对的并不是一场正常调查，而是一套已经失去控制的审讯办法：先抓人，再逼口供；有了口供，再按名字继续抓。一个人扛不住刑罚说出几个名字，几个人又能牵出几十个人，案子就这样越滚越大。
梁兴初恰恰成了其中最危险的一环。
当时他是苏鲁豫支队的重要军事干部，长期在一线带兵。可到了湖西，一些人却根据刑讯中得到的口供，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王凤鸣等人认定梁兴初与所谓“托派”活动有关，甚至怀疑他同徐州方面的日伪势力有联系。
问题是，这些指控看着严重，真正能落到实处的证据却很薄。
梁兴初被扣押以后，审讯迅速升级。负责审查的人不断要求他承认问题，还要他交代所谓“同伙”。梁兴初始终不肯顺着对方的话乱说。这样的态度不但没有让审讯停下来，反而使他遭受了更重的折磨。
这场风波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1939年夏天以后，湖西抗日根据地一边要应付日军和伪军，一边还要进行内部审查。到了8月左右，湖边地委组织部门负责人王须仁等人在处理所谓“肃托”问题时，把刑讯逼供当成了重要手段。
这种办法有一个很可怕的特点：它会自己制造“证据”。
被抓的人为了少受一点折磨，只能顺着审讯者的意思回答。审讯者再拿这些回答去证明自己的判断没有错。结果越审越觉得“问题严重”，越觉得严重，就越扩大抓捕。到后来，一份口供可以拉出一串名字，一串名字又带来更多口供。

梁兴初被卷进去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很快觉察到事情不对。他了解梁兴初，也知道部队的实际情况，因此赶去交涉，希望先把人放出来，把问题查清楚再说。
但交涉没有起作用。
与此同时，杨得志所在部队也收到了湖西方面要求配合审查、抓人的消息。越来越多异常情况从不同方向传出来，这说明事情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干部的个人遭遇，而是整个湖西地区的工作方法出了严重偏差。
彭明治、杨得志等人随后把情况向115师报告。
罗荣桓看到这些消息后，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名单上还有谁”，而是另一件事：这些结论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
如果证据主要来自刑讯，如果被审查者是在高压之下相互指认，那么所谓“案情越来越大”，很可能恰恰说明审查方式本身出了问题。
师部很快发出命令，要求停止继续扩大抓捕和处置。可湖西的混乱并没有马上结束。罗荣桓判断，仅靠远距离发电报已经很难把事情彻底弄清，于是决定亲自赶去。
1939年10月，他与有关负责人进入湖西。
这一次调查的方向，与此前完全不同。

过去有人盯着的是“谁还没有交代”，罗荣桓要查的却是“口供怎么来的”；过去有人拿名单当证据，他更关心的是这些名单能不能与真实经历相互印证。
梁兴初的经历很快摆到了桌面上。
他参加革命较早，经过长期战争考验，长征期间多次负伤。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一直在前线担任军事指挥工作。一个这样的干部当然不是绝对不能审查，但如果要给他安上性质极其严重的罪名，仅靠别人受刑以后说出的几句话，显然站不住脚。
再往下查，问题越来越清楚。
不少所谓证词并不是在正常询问中形成，而是在高压甚至刑罚之下取得。被审查的人彼此攀扯，前面的错误又成为后面继续抓人的依据。这样一来，案子看上去越来越“大”，实际上可靠的信息反而越来越少。
罗荣桓随即要求停止这种做法。
梁兴初等被关押人员陆续获释。有人后来回忆，梁兴初出来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显然在关押期间吃了不少苦。对他来说，这次经历与战场受伤完全不同。战场上，敌我分明；这一次，他甚至不知道一份莫名其妙的口供为什么会突然落到自己头上。
可梁兴初没有因此离开军队。
事情得到纠正后，他很快重新回到作战岗位。1939年年底，他继续参加鲁南地区的抗日作战。此后几年，他先后承担更重要的军事指挥任务。后来人们熟悉的梁兴初，是战场上以敢打硬仗著称的将领，而1939年湖西这段经历，只是他军旅生涯中极少被提起的一段险境。
湖西的问题却没有随着梁兴初获释而立即结束。
此前扩大化的审查已经伤及不少干部和基层人员，一些地方组织受到影响，军民之间也出现隔阂。要把这些后果一点点纠正回来，比下一道“停止抓人”的命令复杂得多。
相关人员也陆续受到追查。
王须仁后来在事件处理过程中自杀。王凤鸣则逃离队伍，后来投靠日伪一方。此前那些靠刑讯形成的错误结论，也被重新清理。湖西的地方组织和抗日武装随后逐步恢复工作。
梁兴初后来继续领兵作战，经历了更多大战。1939年那间关押他的暗室，没有成为他军旅生涯的终点。湖西这场风波留下的意义，也不只是救下了一名将领，而是用沉重代价说明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越是情况复杂，越不能拿怀疑代替证据；越是事情重大，越要把事实查到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