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11）从民国二十七年一直到三十四年，第二期抗战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因为国际风云的变幻不测，使中国成了得道者多助的国家，而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一九四〇年七月，近卫二次组阁，以投机取巧的打算，趋炎附势的心情，终于和德意签订三国军事联盟。

三国同盟的要点有三：一、美如对德战争，则日助德；美如对日战争，则德助日。二、德拟作日苏亲善调人。三、日德意苏联合拟定新的势力范围。

……这种波诡云谲的剧变，哪里还有一点是非道义之可言？一切都是为了霸权和利益的攘夺，此外即一无所有。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外相松冈洋右访德，德意对他均有不信任苏联的表示，但松冈于归途访苏，却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日苏中立条约，德意亦为之愕然。

是年六月，希特勒终于发动了攻苏战争，以为或者可以借此转移英美敌对的关系。谁知英美的反应是援苏，于是苏俄立即投入英美阵营。

此时的世界，敌友的关系完全陷于混乱状态，思想对立的藩篱亦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因利乘便主义者，谁都想利用机会，叫旁人为自己“火中取栗”。

日本在欧战发动之前，与德意有共同防共的条约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并不比中国孤立。其时，中国除与苏俄订有互不侵犯协定外，几乎再没有第二个友国，而苏俄对中国之包藏祸心的友善，自有以后的事实为之证明，可勿置论。

美法诸国，无论在欧战发动之前与以后，均集中其全部心力于对付德国；在远东方面，与其说他们有同情中国的心，毋宁说他们更愿意讨好日本，以免促使它帮助德国。

所以英国和日本，竟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签订“天津条约”，自七月十七日起封闭滇缅路。法国继英国之后，接受日本的要求，也封闭了越桂路。只有美国于同年八月始禁止飞机汽油输日，十月再禁止废铁输日；在此以前，美国道义的呼吁，也还是敌不过商人的贸易利益的。

国际间敌友关系之不可靠，大率类此。
由此观之，第二期抗战开始的两年（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〇年秋季），日在中国战场上虽陷入泥淖，但当时的国际大势却对日本利多而害少。它可以借此机会，清除远东第三者的势力，来结束“中国事件”。

先由近卫内阁提出所谓“东亚新秩序”，以开其端倪。其时“东亚”的范围，似乎仍以日、“满”、“支”为限。及至法国战败，“东亚新秩序”一变而为“大东亚共荣圈”，并公开声明“大东亚”应包括南洋在内。

此时，日阀俨然以大东亚主人自命，其踌躇满志之丑态可以想见。不过它这些作为，对于中国战场本身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中国抗战意志，随着时间的愈久而愈奋，它除去利用空军的优势，大肆狂炸我后方都市，杀伤我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外，即再一无所获。

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德意军事同盟成立；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苏中立协定签字，同年六月，德苏战争爆发。

日阀南进的公算一天比一天增加，以英美为主体的自由民主阵营，这才感觉单独对日抗战的中华民国，在整个世界大战的战略中，地位相当重要，乃逐渐进行实际的援华工作，军火与借款都源源而来。

一九四〇年底，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示：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兵工厂之职务，将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总统与英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标举“使全世界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之保证”……此即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大西洋宪章》。此宪章公布后，日阀在远东造成的侵略形势，已面临亟待抉择的歧途：一、放弃一切侵略的成果，恢复各国原有的疆界。二、继续蛮干到底。

第一条路事实上是不能采取的，除非敌阁官员集体自杀，否则无论向日皇或是人民，这样做都将无法交代。那么就只好蛮干到底了。

日寇蛮干的办法，最有声色的一幕就是：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大战。

侵略我国，是恃强凌弱的战争，是一国对一国的战争，至此已三年有余，犹不免泥足愈陷愈深、毫无办法。现在又挑起太平洋大战，等于以卵击石、以一国敌数国，其不免于败亡，原是尽人皆知之事。

日人何以敢于如此？疯狂是一个理由。此时，日本人多已陷于疯狂状态，疯狂是毁灭之先必有的前奏，这不是正常理性所能说服的。再则行险侥幸也是一个理由。

近卫是反对日美战争的一个，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曾有人对我主张：“人生有时不妨闭着眼睛冒一次险。”恐怕作这样主张的，也必大有人在。

此外据我看，日本有真正责任感的政治家太少，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少壮军人的盲动，也就随着盲动，此种现象由来已久。侵华根本就是一种盲动，近卫事先不能制止，事后又为之百般弥缝，到了日美对立无法缓和之际，才表示反对意见，但也不过辞职而已，有什么用？近卫如此，其余更自郐以下了。

从德意日同盟成立之日起，国际形势大变，中国成了“得道者多助”的国家，日寇成了“失道者寡助”的国家。多助者胜，寡助者败，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以上是由国际关系说到抗日战争的大形势，胜负之势已定，可谓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