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12）兹再就中国战场局部的情势，择要略陈数义，以观其大凡，敌方自占领武汉后，知道以兵力战胜中国是不可能的，乃有“以战养战”这一如意战略的提出。

对于这一战略的运用，他们先后提出过以下几个口号：“利用现地（占有地）物资，树立百年战争”、“整肃重于进攻”、“建设重于破坏”、“开发重于封锁”、“长期建设战争”。

拿这些口号和“速战速决”、“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种种豪语作一比较，简直就无异是一种哀鸣了。

在以战养战的战略之下，敌军在各战区的蠢动，不过是以攻为守的伎俩。较积极一点的企图为截断我国际交通线，建立伪组织，巩固伪政权，以求达成其用我国的民众及物资来打击我国之目的，如是而已。

在截断国际交通线方面，除东南方面外，西北及西南的国际交通，敌军均无奈我何。

在伪组织及伪政权之建立及巩固方面，敌军曾作多次出击，夸张他们“扫荡”的成功；实际上除少数点线的占领外，广大的空间均始终在我有力的控制之下。所以伪组织、伪政权只是一种可耻的笑料，日寇像煞有介事地和他们建交立约，自欺欺人，“拿着无聊当有趣”，至今我都替日本的国格可耻。

敌方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中国战场上犹作拼死的挣扎，其挣扎目标有四：
（一）打击我野战军：如三次围攻长沙，三次围攻太行山等，均徒劳无功。
（二）破坏我空军基地：初期尚能得手，经我反攻后，一切又恢复原态势。
（三）打通大陆走廊：目的在将中国战场与越南战场连成一气，平汉路为所打通，但粤汉路则打而未通，因无时间修复之故。
（四）进迫陪都之战：攻略我陪都重庆，也是日寇垂死挣扎的一种企图。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曾先尝试之于鄂西会战，铩羽而去。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桂柳战事结束，敌乃纠众十余万，大举向西北进犯，以作窥我陪都再一次之冒险。十二月五日，独山陷落，贵阳震动，重庆人心惶惶。

魏德迈（继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等主张政府撤至昆明，以避其锋。时，我已奉命为军政部长，偕同俞大维次长往告魏等，重庆万不能撤，因兵源粮源皆仰给川省，重庆撤退，即无异放弃四川；放弃四川，则凭借尽失，将何以为战？

魏等始悟，并同意拨派飞机空运胡宗南部一个军入黔阻击，敌知狡谋难逞，亦即自动撤去，陪都始安。

我方为针对敌情，检讨第一期抗战得失，筹谋适应对策起见，曾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在南岳（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四日；其后，又于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月、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先后召开第二、三次南岳会议。这几次会议对于第二期抗战的政略、战略、战术，均有极重大的决定。

第二期抗战要旨：
1．政治重于军事；
2．民众重于士兵——用兵不如用民；
3．精神重于物质——以精神补助物质之不足；
4．组织重于实际——不重名位；
5．训练重于作战；
6．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
7．整理重于购置；
8．宣传重于作战；
9．纪律重于一切；
10．命令重于生命；
11．行动重于理论；
12．分组会议、检讨工作、自我批评重于正规教育；
13．专技重于博学；
14．紧缩重于生产，节约重于丰裕；
15．建设创造重于战争。

从以上要旨中，可以看出第二期抗战的特质，也可以看出抗战旅程之愈益艰苦。要而言之，第一期抗战，敌人想把我们“打”服，所以我们不得不“以打还打”，而有“以战为守”之对策。

到了第二期抗战，敌人“以战养战”是想把我们“困”服，对付这种战略，我们也只好“以守为战”。上述即以守为战之要旨，要旨的精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自力更生。

这里应特别提一提的，就是“训练重于作战”这一要旨之实施。其法是将全国部队三分：以三分之一分配在游击区域，担任敌后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如此轮流更替行之，以加强部队之技能与战力。

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一方面在求中国之独立自由与平等；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国际信义与确立永久和平。我们认定中日问题，实在是世界问题之一环，只有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这次抗战既发动之后，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这是我们抗战的大政略。在第一期抗战中说此话，似乎为时尚早，第二期抗战开始，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欧战爆发，东西战场接连一气的形势，便已呼之欲出。后来太平洋战争继起，世界大战遂成为一个整体。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发表反侵略共同宣言，一月四日，盟国推举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最高统帅，中国遂一跃而为东方战场之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