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中央免去职务，收拾好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交出钥匙，坐上了开往长辛店的班车，重新回到北京二七机车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她就是高淑兰！
 
 
1977年12月的一天，高淑兰在中组部的办公室里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
 
 
她把一个搪瓷缸塞进布包，将办公室钥匙搁在桌面上，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下楼坐上了开往长辛店的班车。
 
 
她要去的地方，是二十年前自己当学徒的北京二七机车厂。
 
 
三个多月前，她还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干部审查，如今却被免去职务，回原单位当一名普通工人。
 
 
她到底做了什么，让中央在这个时候突然作出这个决定？回到工厂之后，她又将面对什么样的日子？
 
 
高淑兰是天津人，1942年出生，1958年进了二七机车厂装配车间，从拧螺丝开始干起。
 
 
她干活拼命，手上茧子比男工还厚，很快就成了厂里的骨干。
 
 
1969年入党，先后当过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工会副主任。
 
 
1973年，她作为工人代表参加党的十大，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从此仕途一路向上，1975年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同年进入中组部，担任核心小组副组长，1976年正式成为中组部副部长，那年她才34岁。
 
 
可她坐到这个位子上的时候，全国正面临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1976年10月造反派被粉碎之后，中央要求重新审查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成了最紧迫的任务。
 
 
中组部每天收到的申诉信堆满半间办公室，大楼外面的胡同里，天天都有老干部裹着棉大衣蹲在墙角，手里攥着申诉材料，有的等了好几天都递不进去。
 
 
有人写信说，自己不怕死，就怕背着骂名进棺材。
 
 
面对这些申诉，高淑兰的态度却很冷淡。
 
 
她在部里的会上说过，很多案子是过去经领导批准的，轻易翻过来会坏了规矩。
 
 
有下属拿平反方案请她签字，她翻两页就扔回去，说证据不够，再等等。
 
 
案子到了她手里，十有八九被卡住。
 
 
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受了委屈，跑来中组部讨说法，高淑兰没有给明确答复，还让人把他从招待所请了出去。
 
 
还有从西南赶来的老干部，连中组部的大门都进不去，只能坐在门外台阶上，纸箱子当凳子，一等就是大半天。
 
 
1977年夏天开十一大，华国锋在报告里强调过，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遗留问题要尽快处理。
 
 
可中组部提的代表名单里，依然是郭玉峰、高淑兰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三个人。
 
 
老干部支部当场反对，但名单还是报上去了。
 
 
大会之后，各地反映中组部压着案子不办的材料越来越多，部里走廊贴满了大字报，从一楼贴到顶楼。
 
 
郭玉峰叫人去撕，撕完第二天又贴满。
 
 
他把大字报打包送到中央党校，认定副校长胡耀邦在背后支持。
 
 
胡耀邦没有压，把所有大字报编成册子，取名《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直接送给了叶剑英和邓小平。
 
 
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几位碰了头，都觉得中组部必须换人，一致推荐胡耀邦来主持。
 
 
1977年12月10日，中央正式发通知：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同时免去高淑兰的副部长职务，调回原单位二七机车厂工作。
 
 
消息传到中组部，院子里有人放起了鞭炮。
 
 
12月15日胡耀邦来上班那天，上访的人挤在门口往里看。
 
 
他开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定下规矩：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谁定的、什么时候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
 
 
而高淑兰接到通知后，收拾好东西就离开了。
 
 
那个搪瓷缸被她带了出来，坐上开往长辛店的班车，回到二七厂重新穿上工装。
 
 
厂里没给她特殊照顾，工友怎么排班她就怎么上岗。
 
 
后来厂里安排她管过住宅环卫处、医院党支部和家属委员会，干的都是扫地收垃圾、开党员会这些最基层的活。
 
 
她再也没有回到过权力中心，一直干到1997年3月正式退休。
 
 
那个从办公室带出来的搪瓷缸，跟着她在厂里用了整整二十年，上面的红漆字早就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