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白崇禧死后，蒋介石前来吊唁，在灵堂上，他问白家人有什么困难，白崇禧的小儿子说：“白家子弟有困难会自己解决，不会求人！”

1966年12月1日的台北，天空压得很低。温州街一带的老榕树在风里摇晃，叶子落了一地。他今年七十四岁，前一天晚上还在书房里翻看《资治通鉴》，清晨觉得胸口闷痛，喝了两口热茶也没缓解，没想到晌午刚过，人就走了。


消息像一块石头投进水里，波纹很快扩散到“总统府”。白崇禧在台湾没有实权，可他的身份毕竟摆在那里。


那是一栋日据时期留下的平房，木门有些褪色，门旁的石阶被雨水打湿，泛着深青色的光。


蒋介石走下车，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快步走进屋内。灵堂就设在客厅里，面积不大，摆了十几张椅子就几乎占满了空间。


白崇禧的遗像挂在正面墙上，照片里的他穿着深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那是他六十大寿时拍的，眉眼间还留着几分“小诸葛”的锐利。


白家的人全都到了。马佩璋一身素服站在最前面，身后是几个儿子。屋子里没有哭声，只有低低的啜泣和窗外隐约的风声。


蒋介石走进来，先向遗像鞠了三个躬。屋里安静极了。蒋介石清了清嗓子，问了一句：“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


白家的人互相看了看。”


这话像一颗钉子，稳稳地敲进了木地板里。蒋介石显然愣了一下。


他盯着这个年轻人看了两秒钟，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的皮鞋踩在木板上，发出清晰的声响，直到门外轿车发动，那声音才消失在巷子里。


白崇禧到台湾后的生活，外界知道得不多，但也不是秘密。他住在这栋日式平房里，领的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虚衔，每月有一份薪水，足够温饱，却谈不上宽裕。


他的门外常年停着一辆吉普车，车里坐着穿便衣的人，这是当时台北权贵们心照不宣的“规矩”。


白崇禧本人对此倒是一笑置之，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起床，在院子里打一套太极，然后回屋读报、写字。


他对子女的要求向来严格。若有在外头借父亲名头办事的，白崇禧知道一次就骂一次。他说，白家的人赢要赢在一招一式上，不能赢在人让着你。


这种家教让白家的子女很早就明白，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回头再看蒋介石与白崇禧的交情，其实颇为复杂。1929年的蒋桂战争，双方兵戎相见，白崇禧流亡海外。


抗战爆发后，民族危亡之际，两人再度握手，白崇禧主持桂林行营，运筹帷幄。几十年的恩怨纠葛，到最后，只剩下灵堂里那几句干巴巴的问候和一句硬邦邦的回答。


那个傍晚之后，白家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但也正因为这句话，白家在日后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


白家的子女后来分散在各地，有的搞学术，有的做生意，有的写文章，都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