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进城，到1965年的离开，这17年是中国文艺创作相对繁荣和平稳的时期，但对赵树理来说，却是繁华中充满落寞，平和中潜藏杀机。
赵树理是以一个“旗手”的身份进城的。当时，他已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多部成功之作。《小二黑结婚》发表后，赵树理即赢得大名，美国记者贝尔登在其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中不无夸张地说，赵“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
继1946年周扬发文赞誉赵树理之后，1947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甚至“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陈荒煤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此前后，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力群、冯牧等纷纷著文，意欲将赵树理“旗帜化”“经典化”。
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将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与此同时，赵树理的作品被重印、翻译，流布愈来愈广。
1952年，苏联读者将赵誉为“中国最有天才的作家之一”，1956年，赵树理的作品在苏联用六种文字出版了14次，印行高达97.4万册。
赵树理在国内外虽然声誉日隆，但作为进城的一员，他却并没有在北京的官场上分得多少杯羹。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方向性”人物赵树理仅仅忝列众多理事之一。北京市文联成立后，他成为副主席之一（主席为老舍），但这个职务对他来说似乎也是可有可无的。
1949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被推选为主席。他似乎更看重这个“大众文艺研究会”的角色，而且在《说说唱唱》这本难登“大雅之堂”、很被“正宗”文艺家看不起的主编位置上干得热火朝天。他曾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打入天桥去”，这句曾响彻太行山区的通俗化、民众化的口号，此时在北京城却显得那么土气、促狭。
严文井在《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一文中写道：“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或北京熏陶过的可以称之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
赵树理之所以有如此境遇，或作出那样的选择，与其自身的经历、性情气质不无关系。赵出身山西乡下，自幼生活窘迫，教育经历贫乏，17岁才高小毕业。赵树理虽工作经历复杂，但很少离开山西的乡土，进京前他到过最繁华的地方，是仅去过一次的太原。这表现在赵树理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对乡土气息的亲近感，说白了就是“土气”。
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和赵树理一个是主席，一个是副主席，两人的形象却截然相反。赵穿一身解放区带来的中山装，头上顶着个帽子；老舍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装束——西装，手杖；两人性情也迥异，吃饭时老舍往往比较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赵则是随便走到街上，兜里装着二两白酒，找个小吃摊解决一顿伙食；老舍说一口京片子，讲话总爱“您”“您”的，赵树理则是满口山西腔，别人不细听还听不懂。但二人在文学上却都追求平民化，赵是农村的平民化，老舍是城市的平民化。赵树理与乡民、与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赵树理与乡民、与底层民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早在1947年，赵树理就曾对贝尔登说：“我想，我应该向农民灌输新知识，同时又使他们有所娱乐，于是我就开始用农民的语言写作。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我的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处在北京那样一个云集各路雅士豪杰的文化场域中，的确显得有些碍眼，难免引来各方人士的侧目。丁玲就曾在1948年的日记中写道：“一清早同着家里人去见赵树理，我们谈了一阵，内容凌乱得很。这个人刚看见时也许以为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但他是一个爱说话的，爱说他的小说，爱发表自己的意见，爱说自己主张，同所有作家一样。但他这个人是一个容易偏狭的人，当他看见我打开我的点心包吃了半片饼干之后又看有面包，他惊奇地叫了一声：‘面包？’伯夏就赶忙分了一点给他，他却推开说：‘我没有吃面包的习惯！’我几乎笑了。”
丁玲看不上赵树理，赵对丁玲这样的“自然领导者”其实也不感冒。赵多年的朋友和同事王春曾说，“东总布胡同那一伙人只是些说空话的”，赵亦有同感。[进京后，丁玲等人担任“文协”（后来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地址在西总布胡同，赵树理为工人出版社社长，王春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此处亦是大众文艺研究会总部。]
东、西“总布胡同”的摩擦由来已久。先是在申报斯大林文学奖名单时，双方意见相左，王春等提议报赵树理，最后申报的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另外两部作品。
后来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会上讲道：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暗指西总布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工厂。双方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剧烈，竟至组织人马互相批评。最后还是周扬出来，召集了东、西“总布胡同”会议。
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批判赵树理，西总布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评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