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毛主席问高碧岑：“中国北临苏联，南临印度，东临日本。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攻击中国，我们怎么办？”
真正让人后背发紧的，并不是地图上画出了几支进攻箭头，而是一个国家同时面对几个方向的压力时，究竟该把有限的力量放在哪里。
1969年7月，正好处在两个危险节点之间。3月2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此后双方仍在边境紧张对峙；到了8月，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流血冲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提出时，春天的枪声刚停，新的冲突却已经在逼近。
当时最直接的军事压力来自北方。中苏边界长达数千公里，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新疆。边境线越长，需要警戒的地方越多，兵力、交通和后勤承受的压力也越大。对中国来说，最棘手的不是守住某个哨所，而是防止局部交火扩展成更大规模的战争。
南面的情况又不一样。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过去只有七年，边境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必须保留警惕。不过，高原作战受到道路、气候和补给能力限制，印度方向的压力与北方并不处在同一个层级，不能简单地把两边看成完全相同的威胁。
东面的日本同样需要区别看待。1969年的日本并不是中苏边境冲突那样的直接交战方，但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全条约仍在运行，美国军队可以使用日本境内的设施和基地。中国担心的，不只是日本自身的军事力量，还包括整个美日安全体系带来的海空压力。
把三个方向放在一起，问题便出现了：若每个方向都被当成最危险的主战场，军队只能平均分开。表面看，北边、南边、东边都有人守；实际上，主力被拆散后，任何一个方向突然升级，都很难迅速形成足够强的应对力量。
因此，这道题真正考验的并不是勇气，而是如何取舍。守国防不能像看家护院那样，在每一段边境都摆上同样多的人。边防部队负责监视和迟滞，主力则必须保持机动，随时向最紧要的方向集中。
这种思路的重点，是把防御看成一个有前后层次的整体。边境是第一层，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是第二层，工业基地、物资储备和人口疏散能力则是更深的一层。只盯着前线，不管后方，一旦运输中断，前面的部队再能打，也会陷入困难。
中国辽阔的国土在平时意味着距离遥远，在战时却能提供回旋空间。敌人可以从某个方向进入，但要继续向内陆推进，就必须不断延长补给线。路越走越远，守卫铁路、公路和仓库所需的兵力越多，真正能够投入前线的力量反而会减少。
三线建设就是在这种安全考虑下展开的。国家从1964年起，把一部分重要工业、交通和国防项目向西南、西北及内陆地区布局。珍宝岛冲突发生后，相关建设再次加快，目的不是把工厂简单搬进山区，而是避免沿海和边境一旦遭到打击，全国生产能力就跟着停摆。
城市防护也在加强。196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同时推动各地建立相应机构。防空洞、疏散路线、通信保障和物资储备由此受到更多重视。战争准备开始从军队内部延伸到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
不过，准备打仗并不代表希望战争发生。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就边界和国家关系交换意见。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极度紧张的局面逐渐出现松动。
这几个月的变化说明，中国采取的是两条路并行：一面加强边防、后方工业和人民防空，防止突然袭击；另一面通过会谈控制风险，不让边境枪声继续扩大。军事准备提供底气，外交接触则为局势降温，两者缺少任何一边都不稳妥。
至于苏联、印度和日本能不能真正同时出兵，也不能只看地理位置。三个方向的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作战条件并不一致。地图上的箭头可以画在同一天，现实中的军队却未必能按同一个计划行动。
但国家安全也不能押在“他们不会联合”这种判断上。对方内部存在矛盾，只能成为可以利用的条件，不能代替自己的准备。最可靠的办法仍然是守住关键方向，保留机动力量，保证后方生产和运输不被打断。
我认为，这个问题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提醒人们不要被“四面包围”的表象吓住。压力越多，越不能平均用力，更不能听见哪里有动静，就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哪里。真正成熟的战略，是看清哪个威胁最迫近，哪个方向可以牵制，哪里必须守住，同时留下能够随时调动的后手。1969年的中国面对强大压力，却没有把全部资源摊在漫长边境线上，而是把边防、战略纵深、工业布局和外交行动连成一体。这种做法不追求一时声势，解决的却是国家能否长期站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