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律师费，10多w，我完全可以收。
而且缓刑也不是完全没机会。
但最后，我反而劝当事人：
别交了。
甘肃一个电子烟案。
陈某卖果味电子烟，销售额36w。
听着不少。
但真正赚到手的，只有1w多。
刚接案子时，家属已经被外面的判断吓得不轻。
我当时只跟他说一句：
先别把自己吓si。
先把人取保出来，再看定性，再谈刑期。
后来这个案子的定性来回变了几次。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他卖的电子烟到底含不含烟碱。
👮🏻♀️专门委托鉴定。
结果出来：
不含烟碱。
这个结果没有让案子消失。
但给了我们重新谈定性、谈量刑的空间。
我一直在跟检察机关争一个逻辑：
不同的东西，危害、消费人群、利润模式都不完全一样，不能最后只剩一个销售金额在说话。
后来量刑一步一步往下谈。
最后谈到：
2年2个月。
走到这里，其实缓刑已经开始有争取空间了。
按正常思路，当然是继续。
退赃、交罚金、继续委托律师，把缓刑往下狠狠干。
但我坐下来给他重新算了一遍账。
他这个案子，利润只有1w多。
可如果为了缓刑继续往下走，退赃、罚金、后续律师费全部叠起来，家里还要再拿一大笔钱。
我问他：
“你是一定要这个缓刑，还是要给家里留点钱继续过日子？”
他沉默了。
我也跟他说得很明白：
如果继续委托，我当然会继续争。
律师费我也完全可以收。
但我不想为了我的律师费，把你们一家人的目标带偏。
最后，我们把已经完成的阶段结清。
剩下的委托，和平终止。
他反而一直觉得有点对不起我。
我说没什么对不起。
刑辩不是每一个能争的目标，都必须争到底。
有时候真正难的不是：
还能不能再往前冲。
而是：
再往前一步，究竟值不值。
律师当然要帮当事人算刑期。
但有时候，也得替他算算——
这个案子打完以后，家里还剩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