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请客从不允许吸烟，只有主席一人例外，主席当场直言：我要违反纪律了
1924年10月，北京，冯玉祥的部队控制了紫禁城，溥仪被请出宫。这场行动并非普通的军阀调动，它让清朝最后的皇室象征退出政治舞台，也把冯玉祥推到了全国舆论的风口上。
冯玉祥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早年身处北洋军队体系，后来做到师长、督军、陆军检阅使。那个年代，军队既是权力工具，也是个人立足的依靠。冯玉祥却没有始终困在旧式军阀的路线上，驱逐溥仪只是他政治转折的一个显眼节点。
北洋内部派系倾轧严重，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冯玉祥一度与不同政治力量合作，也曾同蒋介石发生尖锐矛盾。1926年，他在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随后参加北伐。这样的选择，既有现实考量，也包含他对国家统一的理解。

但军队出身决定了冯玉祥不可能一下子摆脱旧时代印记。他的政治主张反复受到局势牵制，部队、地盘和派系关系始终纠缠在一起。评价此人，不能只用“军阀”或“革命者”一个标签概括，他更像是北洋旧军人向民族抗战和民主政治靠拢过程中的复杂样本。
1933年，日本侵略加剧，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开抵抗日军。这支队伍得到各方抗日力量支持，也有共产党方面人员参与。可是，军事装备、后勤补给和内部协调都十分困难，外部压力又不断增加，抗日同盟军最终在当年秋天失败。

失败没有让冯玉祥放弃抗日立场，反而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单靠一支部队很难改变战局。民族危机面前，不同政治力量必须寻找合作空间。1936年12月，毛泽东曾致信冯玉祥，双方联系进一步加深。这里面既有个人交往，也有共同抗日的现实需要。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的立场更加鲜明。他反对把中国重新拖入大规模内战，希望通过政治协商解决争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参加国共谈判。重庆当时戒备森严，政治气氛复杂，冯玉祥却以公开而友善的方式接待中共方面人士。

有意思的是，冯玉祥请客有一条出了名的规矩：席间不许吸烟。他本人重视军纪和生活纪律，家宴也常常不备烟酒。毛泽东到访时，冯玉祥仍按惯例安排。席间毛泽东拿出烟来，冯玉祥笑着说：“今天这个规矩，恐怕要破一次了。”毛泽东也回应：“那就算我违反纪律了。”
这段插曲的意义不在于一支烟，而在于当时双方关系的分寸。冯玉祥没有把宴请变成政治表演，毛泽东也没有回避彼此身份上的差异。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片和来往资料，后来被冯玉祥保存下来，说明这种接触并非一次礼节性的见面。
重庆谈判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和平愿望曾短暂显现，但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和信任矛盾并未消除。冯玉祥能做的，是利用自身资历和社会影响呼吁和平，却无法独自改变大局。这也是他在战后政治中的位置：有影响力，却不是决定局势的核心力量。

1946年9月，冯玉祥赴美国考察水利，后来利用海外活动反对内战，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由于政治立场变化，他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党籍和经济来源也受到影响。1948年，他决定回国参加新的政治活动，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苏联“胜利号”轮船回国途中，船只在黑海海域发生火灾，他在事故中遇难，终年66岁。关于事故原因，公开史料主要记载为轮船失火，不宜在缺乏确证的情况下附会其他说法。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的骨灰安葬于山东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