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接手复校的北大，定下铁规，凡是在伪北大任职的教员一律清退，前后裁撤三十多名曾附敌的教授，不论学术地位高低。

北平沦陷八年，不少学者选择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大继续任教领薪。战争结束，这批人多方奔走托关系，以养家糊口、保全学校为由，希望继续留任。外号傅大炮的傅斯年态度坚决，大学传道授业，首重廉耻大义，不能容忍失节之人站在讲台。

这件事里争议最大的是古文字大家容庚。众多学界人士出面求情，惋惜流失顶尖人才。傅斯年不为所动，他认为学问再高，若是气节失守，也难以教化学生，依旧将容庚逐出北大。在战后重建民族是非观的时代，民族大义优先于学术才干。

面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傅斯年的驳斥更是一针见血。周作人曾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战后不断撰文辩解，宣称自己忍辱负重，保护学校与青年。傅斯年直接质问，倘若真心保护学生，八年为何不曾救护一名爱国青年，也不曾抵制奴化教育，反倒安享敌伪给予的优厚待遇与宅邸。一番话戳破全部说辞，撕下他的伪装，周作人就此沦为文化汉奸。

傅斯年的做法看似不近人情，实则守住教育的底线。倘若对附敌者网开一面，就等于向学生传递学问大于气节的错误信号。学术造诣固然可贵，但立身做人、家国大义永远排在前面。不必过度神话民国大师，有才无节，不过是精致利己。真正的学者，首先要品行端正，这份道理时至今日依旧适用。历史人物历史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