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大陆最后一位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北京站站长”被捕了，极具讽刺的是，公安逮捕他的时候，他正盯着屋里那台惹眼的进口大彩电看得入迷。
 

1983年2月1日上午，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39号院里，56岁的李家琪穿着半旧的中山装，坐在沙发上盯着屋里那台稀罕的进口大彩电。
 
院门突然被推开，几名公安民警走进来，出示证件，宣布依据刑法第九十七条对他执行逮捕。
 
这个说话有点结巴、看起来就像个普通退休老人的矮胖老头，正是台湾国民党情报机关委任的华北地区特派员、北平站站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落网的最后一位军统北平站站长。
 
李家琪1927年出生于河北丰润，七岁随父亲到北平谋生。
 
1941年，他才14岁，正上高中，就加入了国民党军统控制的华北铁血锄奸团。

凭着胆大心细，升得极快，17岁成为军统豫东组上尉组员，19岁已是北平站少校组员，20岁出任国防部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专门搜捕地下党。
 
1947年，他潜入鲁中解放区搞特务活动，被解放军抓获。
 
1953年，济南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押送青海劳改农场。
 
1958年，他在服刑期间又被加判无期徒刑。
 
按说28年的牢狱足够让一个人洗心革面。
 
1975年12月，李家琪作为被宽大释放的人员离开监狱，留在青海劳改农场就业。
 
可他骨子里的顽固一点没改。
 
1979年，一个刑满释放、准备经香港赴欧洲探亲的旧日相识成了他重搭关系的桥梁。
 
李家琪托这个人到香港后帮忙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就这样，他把自己当年的军统代号、化名和暗号一并带了出去，重新接上了台湾情报局驻香港的联络点。
 
台湾方面确认他的身份后，很快送来活动经费和密写工具。
 
1980年前后，他陆续有从香港来的人找上门，给他送来21英寸日本彩电、录音机、照相机和时髦衣物。
 
那个年代，连黑白电视都是稀罕物件，一台进口大彩电摆进胡同平房，扎眼得不得了。
 
李家琪对外解释，来人是他妹妹李家宝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
 
可邻居们很快发现不对劲，这外甥进门从不叫他舅舅，而是规规矩矩喊李先生，李家琪自称来北京治腿，却从没见他去过医院，一个没正经收入的瘸腿老头，忽然比厂长家还阔气。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980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了针对这位老李头的匿名举报信。
 
公安并没有贸然打草惊蛇，而是放长线钓大鱼，展开了近三年的细致侦查。
 
1983年1月中旬，台湾方面派女交通员蔡苹以探亲名义从香港入境，随身带着活动经费、密写工具和正式任命李家琪为"国防部情报局北平工作站少将站长"的委任密信。
 
蔡苹刚出机场就落入监控，审讯后整条情报链清晰浮现。
 
1983年2月1日上午，公安民警直扑大耳胡同39号院，李家琪正在屋里看那台惹眼的彩电，手铐随之戴上。
 
同一时间，另一组干警赶到中国农业银行，抓获了被李家琪拉下水的仇云妹。
 
说起仇云妹，更让人唏嘘，她是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监察司的机要文书，年轻的共产党员，还是李家琪妻子带来的女儿。
 
李家琪一见面就塞给她100元见面礼，之后又教她五线谱，送游泳衣、冰鞋，用同是世上不幸的人这类话术抹眼泪、攻心计。
 
仇云妹被一点点拉下水，从1981年到落网，她利用保管文件的便利，把中央秘密乃至绝密文件偷偷带回家供李家琪翻阅、摘录，多达数十份，其中不乏绝密。
 
在大量物证、人证面前，李家琪、蔡苹、仇云妹均供认不讳。
 
最终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仇云妹被判五年，蔡苹被判三年后遣返香港。
 
在我看来，李家琪这条线，不是败在谍战片里那种枪林弹雨的较量，而是败在了时代的变化上。
 
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的生活正在慢慢变好，但一个退休老头突然用上进口彩电、录音机，消费水平和身份对不上号，这种违和感在胡同里根本藏不住。
 
从16岁混入军统，到56岁在彩电前被擒，整整四十年，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颗始终不肯熄灭的暗钉，可再深的潜伏，也敌不过老百姓对反常的敏感，敌不过公安机关近三年不动声色地抽丝剥茧。
 
这台彩电，与其说是奢侈品，不如说是照妖镜，照出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老牌军统潜伏链条被彻底斩断的那一刻。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史海：26年前一起轰动北京的潜伏特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