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和叶剑英开玩笑,广州起义那会儿,我比你强点,我还抓了二把银元,叶帅笑着摇头,你怎么不把二箱拿走?徐帅沉默了一下,说了句让全场人都想不到的话,他说:拿二把是活命,拿整箱就是贪财!人一贪,枪就端不正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观音山上的枪声渐渐稀了。徐向前带着十几个弟兄死守了一整天,子弹袋早瘪了,撤退的命令始终没有送上来。天已黑透,他决定下山回指挥部问个清楚。
摸黑走到公安局旧址,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两口大箱子敞着口,里头白花花的全是银元,旁边还有一箱港币。
桌上压着一张字条,写着“自行撤退到海陆丰”几个字。指挥部的人已经撤光了。
徐向前站在那儿,脑子里转过几个念头:外面敌人随时会冲进来,身边就剩这十几个人,要穿过几百里白区追主力部队,路上吃饭、找向导、应付关卡,哪一样不花钱。
他犹豫了片刻,伸手抓了两把银元揣进口袋,那箱港币碰都没碰。
这事儿得从头说。徐向前原本潜伏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部当参谋,南昌起义没赶上。
张发奎突然宣布“共党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他知道身份迟早暴露,赶紧离开九江,经武汉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被派到广州,任务是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当联队长,秘密训练工人。
工人们革命热情高,但军事底子几乎是空白,很多人连枪都没摸过。训练又不能公开搞,没有枪,没有练兵场,只能关在屋子里晚上分批学。
徐向前是山西人,一句广东话不会说,全靠联队党代表当翻译。
起义前夜,第六联队在几个工人家里集合。没有枪,没有手榴弹,徐向前拿铅笔在纸上画地形,讲怎么打手榴弹、怎么冲锋。
工人们低声说,铁尺、斧头、菜刀都准备好了,要是有两支手枪就好了。
正说着,一位女同志提着一只菜篮子走进来,掀开盖着的菜,底下露出两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党代表信心满满地说:“暴动起来以后要多少都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点半,广州起义打响。徐向前和党代表挥着全联队仅有的两支手枪,带头冲向警察局,敌人一个班还在睡梦里就被缴了械。
第六联队有了十几支枪,又奔军火仓库,边打边缴获,到天亮全联队武装了起来。起义军攻占公安局后,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可第二天,总指挥张太雷在西瓜园开完群众大会返回路上遭伏击,头部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敌军在军舰掩护下疯狂反扑,徐向前奉命死守观音山,打到黄昏,身边就剩了十来个人。
这才有了他下山找指挥部撞见那两箱银元的事。
徐向前揣着两把银元出了城,一路往黄花岗赶,主力已经走了。他辗转好几天,跟着叶镛等人带领的余部往花县撤退,半道上还遭了地主民团的伏击,直到十二月十五号傍晚才到花县县城。
第二天,队伍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一千多号人拢到一起,吃饭、买药、修枪,处处要钱。
徐向前把口袋里那两把银元全掏了出来,一个子儿没留,交给了部队公用。钱不多,却解了燃眉之急。
许多年后,徐向前和叶剑英在北京西山聊起广州起义。叶剑英说自己当时也在指挥部,看见桌上堆着成叠的港币,可一门心思只想着组织撤退,一分钱也没拿,自嘲说“傻得很”。
徐向前听了笑着说:“我比你还强点,抓了两把。”叶剑英笑着摇头,追问了一句:“你怎么不把二箱拿走?”徐向前沉默了一下,说了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拿二把是活命,拿整箱就是贪财!人一贪,枪就端不正了!”
他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一个带着十几名工人打到弹尽粮绝的指挥官,太清楚一支被打散的部队最需要什么。
那是粮食,是路费,是能活下去继续革命的盘缠。那两把银元,他揣在口袋里是活命,交到部队手里是责任。
叶剑英没拿是因为脑子里装的是全局,徐向前拿了是因为知道手底下的人接下来要吃饭、要赶路。拿两把是分寸,拿整箱就是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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