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车耀先被敌人打碎颅骨，战友以为他死了，便脱掉他的衣服，丢进弹坑，就地掩埋。一天后，一农民路过吓得汗毛倒立，他屏着呼吸蹑手蹑脚地向前查看，却发现不可思议的一幕。

主要信源：（新华社——【英雄烈士谱】车耀先：用生命兑现誓言）

1946年盛夏，一辆吉普车碾着碎石爬上来，停在荒坡边。

两个戴着手铐的人被推下车，其中一个走路一脚深一脚浅，右腿拖在地上。

押送的人让他们站定，枪响了几声，山鸟从林子间惊起。

随后有人拎来汽油，浇上去，一根火柴落下，火苗腾地蹿起来，裹住两个人形，浓烟灌进山风里。

那个瘸腿的人叫车耀先，那年52岁。

可说起这事，没多少人相信，二十多年前他就在土里埋过一回。

1923年秋天，川军两拨队伍在简阳地界上对打，子弹掀掉他半边颅骨，人仰面倒地。

同袍跑来摸鼻息，凉了，又见他脑袋上那个洞往外渗血浆子，都认定没气了。

乱世收尸潦草，几个人把他身上军装扒走，拖着腿扔进一个炮弹坑，随便填上土。

第二天清早，一个庄稼汉抄近路经过，瞥见那堆新土在动。

他心里发毛，停下脚步，土堆中间真有一小块泥在往外拱，像土里埋了一颗还在跳的心。

他壮着胆子刨开浮土，底下露出一个人头，满脸血痂，嘴唇裂着口子，胸口竟然还在起伏。

庄稼汉把人拖回家，喂了几天米汤，日子不长，命算是捞回来了。

他小时候家里也穷得厉害，十几岁就跑到镇子上卖火柴，来回走几十里路。

有一回过河，饿得腿发软，一头栽进水里，差点淹死。

后来在杂货铺当学徒，店里一个落魄读书人看他认字心切，便教他念书，他才算开了眼。

17岁那年，他跑去当兵，本想混口饱饭，谁知一脚踩进泥潭。

他从大头兵爬到连长、营长，后来成了团长，身上落了不少疤，可差点要了他命的不是敌人，倒是自己人那一埋。

劫后余生，他躺在病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些年流的血、拼的命。

到头来不过是替军阀们抢地盘、争钱财，连自己这条废腿，都成了那些大人物赌桌上的筹码。

越想越灰心，他索性脱了那身军装。

伤好以后，他试过信洋教，跟着人进教堂祷告，想求个答案。

可有一回陪教友去上海聚会，台上洋人牧师对中国代表说话爱搭不理，他当场就退了场。

后来他东渡日本走了一圈，回来站在江边，看见外国军舰在长江里大摇大摆来来去去，心头那把火又蹿了起来。

他慢慢明白，哪有什么救世主，靠菩萨靠神仙都靠不住，不如靠自己动手改一改这世道。

1929年，他秘密入了党。

组织安排他留在成都，他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当幌子。

招牌叫“努力餐”，一碗浇头饭卖得便宜，肉末、嫩豆、笋丁铺满碗面，没钱的苦力也能吃个饱。

一楼人来人往，二楼却长年拉着窗帘，地下党的人按事先约好的说法对上暗号，自然有人引他们上楼。

他还在饭馆里办报，报纸取名《大声》，专讲抗日救亡的道理，骂起投降派来一句软话没有。

查封一次，他换个刊名再出一回，邮路断了，他就让人把报页压进菜筐，上面盖着猪肉和大白菜，天不亮就挑出城。

那几年成都地下党都晓得，想北上投奔队伍的青年，打听他的门路准能成行。

他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年轻人，自己始终守着那间馆子，守着二楼忽明忽暗的灯火。

到了1940年春天，国民党的特务半夜踹开饭馆的门，把他铐走了。

那天他正蹲在屋里烧文件，火没灭，人先落网。之后六年，牢从贵州换到重庆，刑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咬着牙没吐过一个字。

敌人拿他没辙了，让他去管图书室。

他倒好，借职务之便，把几本要紧的书撕下封面，换上旧小说的皮，在牢房里悄悄传。

夜里借一盏昏黄的油灯，他趴在铺板上给远方的儿女写了一封长信。

信里没有什么大道理，只说自己这辈子受穷、见血、死里逃生，到头来悟到三条做人的根。

对人谦和，过日子俭省，干事情肯下力气，守住这三条根，人这一辈子倒不了。

1946年8月18日，他在歌乐山松林坡被枪决，遗体浇上汽油烧成一捧灰。

后来人们在山坡上找到他和战友罗世文残留的骨殖，重新安葬，重庆政府在歌乐山立了碑，周恩来亲笔在墓碑上题下两人的名字。

如今成都的“努力餐”还在原址开着，招牌擦得锃亮，来吃饭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偶尔有人问起楼上以前是什么地方，店员便朝墙上一张旧照片努努嘴。

照片里一个穿长衫的瘸腿男人，安安静静看着店堂。

一个人从土里爬出来，又走进火里。

中间那二十多年，他把捡回来的命一根根拆开，分给穷人的一碗饭，分给报纸上的铅字，分给从饭馆后门踏上长路的身影。

有人替他可惜，说好好的家业落得一场空。

可有些账不是这么算的，他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灯，灯油烧尽了，光还留在墙上。

后来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