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毛主席看到现在中国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经过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这么快，肯定会吃惊的。

1975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整顿。铁路要恢复运输秩序，工业企业要恢复生产，国民经济要从长期混乱中往回拉。主持这些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安定团结，也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就在这一年，毛主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当时还搞不搞生产。工厂照样开工，铁路照样运行，国家也继续进行工业和国防建设。分量在那个“纲”字上。

谁是“纲”，谁就是决定其他工作的最高尺度。经济出了问题，要不要先从经济规律和管理制度里寻找办法；干部之间有分歧，是按工作问题处理，还是继续向政治立场追问；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究竟需要稳定秩序，还是不断接受政治运动的冲击。看上去只是一个词，实际决定的是一整套国家运行方式。

可毛主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解成这样。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集中到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谈得很清楚，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下大量出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用不同于敌我斗争的办法处理。发展经济文化、满足人民需要，本来就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议程之中。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后来对社会矛盾的判断。
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政治上的警惕不断加重。到1962年以后，阶级斗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位置越来越高。社会上的经济困难、思想分歧、干部问题乃至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越来越容易被放进阶级斗争框架里解释。

所以，1975年的冲突才格外重要。那时摆在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理论问题。铁路运输需要整顿，企业管理需要恢复，生产秩序需要重建。试图用整顿把国家重新拉回较稳定的运行状态，可毛主席仍坚持阶级斗争居于统摄位置。

双方争论的深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究竟应当长期把什么事情放在中心。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这个排序。
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1年的历史决议进一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1981年的决议仍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会长期存在，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改变的是不能再把它当作解释和统领全国大量工作的最高原则，更不能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推向敌我矛盾。

这一步完成后，经济建设才获得一种过去长期缺少的东西：持续性。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扩大；企业管理体制逐步调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市场机制逐渐进入经济运行；对外开放扩大；教育和科研恢复正常秩序。这些变化彼此并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条件，它们都需要允许经济问题首先按照生产、交换、效率和激励去处理，而不是随时被重新拉回政治运动。

人民生活的变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1950年至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约3.0%；1979年至2012年，年均实际增长提高到8.6%。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1957年至1978年年均实际增长1.7%，1979年至2012年提高到8.0%。197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约为63.9%，到2023年已经下降到29.8%。

实际增长率和消费结构，却能看出另一件事：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生活改善的速度确实发生了明显改变。

改革开放以前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家组织能力，并没有在1978年突然消失。后来几十年的发展是在这些基础上继续向前的。

改革真正改变的，是这些既有条件怎样被使用。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制度可以围绕生产力不断调整，地方可以试验，企业可以改变经营方式，农民拥有更强的生产激励，中国也可以更深地进入国际市场。

这才是1975年与1978年之间最值得放在一起看的地方。
毛主席晚年把阶级斗争规定为“纲”，并不等于他不要工业化，也不等于他不希望人民生活改善。他在1962年还估计，中国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强大，赶上并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多年。

一个人口众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富起来，本来就被他看作一件极艰难、极漫长的事。

后来出现的变化，却提供了另一段历史经验：同样拥有工业基础，同样希望国家富强，当国家工作的中心不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不同，经济制度允许调整的空间不同，生产力释放出来的速度也会很不一样。

可1975年的那句“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和几十年后普通家庭收入、消费结构发生的变化放在一起，已经留下了一个很具体的历史反差：后来中国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什么事情可以长期占据国家工作的中心，以及经济问题究竟允许用什么办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