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现实下海考公考编历史因果轮回实录上岸 【1992年，父辈砸碎铁饭碗“下海”，2026年，我辈挤破头考公“上岸”：两代人为何反向奔赴？】（文章援引：国智观澜）

1992年，邓公南巡。

那一年，12万公务员砸碎铁饭碗，1000多万人停薪留职，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他们被称为“下海者”。

2026年，371万人挤进国考考场，争夺3.81万个岗位，录取率1.35%。加上各省联考，近千万人排队等一个“上岸”的名额。

从“下海”到“上岸”，两个词，三十年，一代人从往外冲变成往里挤。

这不是选择题，这是时代给出的答卷。

〖1992年：“他们”拼了命要离开体制〗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传遍大江南北。

那一年，李新30岁出头，在某三线地级市财政局已经干了6年。每天按时上下班，今天干不完的工作可以留到明天。待遇不算高，但很体面。

他要辞职。

全家炸了锅。李新兄弟姐妹6人，全在政府部门上班。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问了他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我看病有人报销，你辞职了，谁给你报销呢？”

李新还是辞了。他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点价值。”

那一年，像李新这样“断奶”的公务员，超过12万人。还有1000多万人选择“停薪留职”——脚踩两只船，创业不成就回来。

人社部的统计数字冷冰冰的：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不辞职却投身商海的超过1000万。

同年8月，38岁的孝感市常务副市长余汉江辞官下海。他是当时市里最年轻的领导。

辽宁一省，1992年前后有3.5万（该数据不包括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官员辞职下海。

那一年，冯仑、郭凡生、毛振华、朱新礼、胡葆森——后来人们叫他们“92派”——纷纷离开体制。毛振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评级机构中诚信。朱新礼创办了汇源。

“基本上是摆个地摊就能发财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振宇这样评价。

1999年，中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精简不下280万人。公务员辞职从“很难想象”变成“稀松平常”。

那是一个往外冲的年代。创业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大学生毕业后想的是创业，是闯荡，是“到大海里去游泳”。

那个年代，考公？不存在的。公务员一个月工资一两百块钱。谁稀罕？

〖2026年：他们拼了命要挤进体制〗

三十年后，画风完全翻转。

2025年11月30日，全国31个省、250个城市、近11万个考场同时开考。283.1万人参加2026年度国考笔试。

28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保障。

这还只是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报名并通过资格审查的，是371.8万人。招录计划只有3.81万人。98个人争1个岗位。

录取率1.35%。

一个岗位，6470人抢。最热岗位1.6万人挑一。

这仅仅是国考。

2026年多省公务员联考，23个省份招录12.6万人，报考人数突破586万。平均47人争1岗。每100名考生中，仅有约2人能“上岸”。

加上事业单位，3月实际参与考编的考生逼近800万。

考研人数在下降。2026年考研报名343万，比2023年的474万峰值少了131万。国考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考研。

两条曲线——一条向下，一条向上——在2026年完成了历史性的交叉。

考研是“延后收益、押注增长”，国考是“立即锁定、押注稳定”。当增长不再确定，所有人都选择锁定。

“考公热反射出的是经济的冷。”有评论一针见血。

小张，26岁，某211大学硕士毕业，连续考了三年。第一年进面被刷，第二年笔试差两分，第三年终于上岸某中部省份乡镇公务员。他在朋友圈发了两个字：“上岸。”配一张录取公示截图。

底下100多个赞。

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企业。大家都懂。

“我几乎每一步都踏错了。”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小李对媒体说。他2013年考入东北一所211大学学土木工程，2018年进国企派驻东欧，觉得无聊辞职回国进了房地产公司，2021年赶上房地产危机被裁。2022年、2023年考研失败，2024年国考失败，2025年省考终于上岸。

七年折腾，就为了一个“稳”字。

那些当年砸碎铁饭碗的人，如今有的成了亿万富翁，有的赔得血本无归，更多的是在体制外浮浮沉沉一辈子。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例外，都在催孩子考公务员。

“下海”与“上岸”，一对相反的动作，两个相背而行的时代标签，浓缩在两代人身上。

〖“下海”与“上岸”：两代人的反向奔赴，中国经济到底经历了什么？〗

数字最诚实。

1992年，12万人辞职下海，1000多万人停薪留职。

2026年，371万人争3.81万个岗位。国考竞争比从2020年的60:1一路攀升到2026年的98:1。四年间，报考规模增长超百万人。

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就业市场在收缩。疫情打击了就业市场，企业招聘收缩。民营企业平均裁员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失业率持续处于约20%高位。

第二个原因：行业在塌方。房地产疲软，拖累上下游诸多行业。互联网大厂从扩张变成“降本增效”。一个岗位放出来，几千份简历轻轻松松就堆满了。

第三个原因：学历在贬值。2026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连续第8年突破千万。一些单位保洁员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了。

第四个原因：不确定性在上升。35岁职业危机成为普遍焦虑。互联网大厂裁员潮此起彼伏。今天还在996，明天可能就没了工位。

当市场充满不确定性，体制内的“旱涝保收”就成了唯一的确定性。

于是，1270万人毕业，371万人考公。

这不是年轻人懒，不是年轻人没野心。恰恰相反——他们找工作的时候吃了太多苦，看到太多同龄人还在吃苦，于是做出了最无奈、最清醒的选择。

考研是赌未来，考公是买现在。

当未来不可赌，所有人都选择买现在。

〖两个时代，两种选择，同一个逻辑〗

三十年前，李新的父亲躺在病床上问他：“我看病有人报销，你辞职了，谁给你报销呢？”

李新没回答。他辞了。

三十年后，李新的儿子在考公培训班里刷了三千道行测题。他也没问父亲当年的选择对不对。他只是在朋友圈发了两个字：“上岸”。

那个当年砸碎铁饭碗的人，如今成了最支持儿子端起铁饭碗的人。

一个人的一生，活成了两个相反的时代注脚。

我们习惯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可三十年过去，谁说得清哪一粒沙落在谁头上？那些当年下海的，有的成了亿万富翁，有的赔得倾家荡产，有的在体制外浮浮沉沉一辈子，最后发现还是当年那个铁饭碗最安稳。那些现在上岸的，有的确实端稳了饭碗，有的发现基层公务员加班不比大厂少，有的干了三年发现工资降了40%，有的在乡镇待了五年，连对象都找不到。

下海的未必都发了财，上岸的未必都安了稳。

可人们还是前赴后继。1992年往外冲，2026年往里挤。不是这代人比那代人更聪明或更愚蠢，是浪打过来的时候，鱼只会往一个方向游。

371万人坐在考场里，他们不知道十年后自己会不会后悔。但他们知道，如果不坐在这里，现在就会后悔。

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给我一个编制就行”，三十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中间那个叫做“奋斗就有回报”的黄金地带，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有人说，等考公的人少了，经济就好了。

可真正的好经济，不是考公的人少了——是因为外面机会多了，多到人们不需要再把“稳定”当作人生唯一的锚。

是年轻人敢辞职了，敢创业了，敢对一份不喜欢的工作说不了。敢像1992年那些人一样，只凭一腔热血就跳进一片陌生的海。

到那时候，他们不必问“报销怎么办”，也不必问“失业了怎么办”。

到那时候，“上岸”不再是一个全民奔涌的方向，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选择——和创业一样普通，和大厂一样普通，和出国一样普通，和一切可能的人生路径一样普通。普通到不值得排队。

而在此之前，371万人还会继续挤。排着队，刷着题，怀揣着一张通往稳定的船票，在一片不确定的汪洋里，拼命游向那个越来越拥挤的岸。

潮水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但潮水一定会回来——当岸上不再比海里安全的时候。

只是在它回来之前，我们可能又蹉跎了一代人。而那代人，本来是应该创造更大价值，甚或去改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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